姚先国：所有权到底重要不重要

　　2014年11月1-2日，由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由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浙江大学社会科学学部和中信出版社协办的《经济解释》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召开。搜狐财经进行了媒体支持。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在会上发表了演讲。以下是演讲全文：

姚先国：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谢谢主持人，很荣幸第二次上台。我原来报的题目，我是想讲一下中国产权制度变革的独特性问题，后来想想这个题目太大了，特别是读了张教授的书以后，感到博大精深，领会不过来，我前面读的是最早的版本，主要是看制度的选择。后来发现神州增订版比那个内容丰富多了，大家可以去看。后来又看到今天的这个合订本，里面由怎么了2万字，所以说，若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我就只讲一点体会，到底所有权重要不重要。

　　制度的选择这本书里面把产权界定为四种权利，一种是所有权，二是使用权，三是收入权，四是转让权，对产权界定有不同的做法，但是我觉得张教授对四权的解释，最让我感触或者说最雷人的，是说所有权不重要，转让权是关键。可能在西方学里面没有这种巨大的反差，因为我是学政治经济学出身的，是学马克思政治学经济，所以我们过去学的所有制是起决定作用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简直就是贾宝玉脖子上的通灵宝玉。

　　我们长期存在着对所有制的崇拜，而且生产资本所有制也讲四权，所有权、支配权就是使用权、收益权，但是都是把所有权认为最重要，所有权是基础，是核心，是决定一切的。我后来1982年毕业分配到浙大来，那时候教政治经济学，每次讲课讲到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差别，都有差别，社会主义劳动不同于资本主义劳动，社会主义商品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主义的货币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货币等等，每一次都要讲到这个。讲到后来我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们就像郭靖练降龙十八掌没有练好，就学了那一招，不管遇到什么都用那一招。我们也是这样，重复太多了我就说“你们知道的”，那个时候还不时兴“你懂的”，因为什么？是所有制变了。所以现在所有权不重要，这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而且也是张教授对产权解释的一个独特之处。

　　实践证明怎么样？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中国的改革，对于张教授的观点和思想，应该是证实的，四权的理论跟张教授的合约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新本子里面有一段话，“目的是要同学们知道，我们要从权利的局限看，所有权不重要，可以不管，转让权重要，因为合约要有转让权的允许才能实施，转让权是什么？使用权和收益权，这是新的解释。这个理论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改革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成就应该只是产权改革和市场化的结果，为什么说跟张教授的理论是吻合的呢？因为我们国有企业的改革从过去的1996年的全线亏损，总亏损额大于总利润额，到现在国有企业又成了香饽饽，收入比别人高，毕业生都争着往那儿去，效益应该大有提高，当然比重上有调整。我们的国有所有权改变了没有？没有变，这个产权改革的思路，应该说一直是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就包括后面三权的两者分离的思路展开的。国企改革，很少触动所有权。农村的改革也是，尽管有很多对于实质性的所有权的改变，包括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但是土地所有制一直是没有改变的，在所有权基本不动的前提下，进行合约结构的调整和改革，我的想法跟盛洪的比较相近。我认为在我们意识形态的约束，还有我们过去现有的宪法这些体制的约束条件下，因为有改革的各方面要求相冲突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你不是认为所有权重要吗？好，我所有权不动你，但是转让、使用、收益这些合约，它在做变化，国有改革也好、农村改革也好、国有企业改革也好都是这样。这样我们决策者心里上有个安慰，我们没有改变社会主义，所以这不是改变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实际上我看看按照西方的理论我们完全有点掩耳盗铃，因为我1996年在德国做研究的时候看过这方面的好几本书，其中英国的一本书里面私有化就讲了八种私有化的形式，其中有两种叫做非官僚化，一个是叫做承包制，我们当时所有的国有企业都是承包制的，如果按照他的私有化，我们的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我们不说私有化，因为什么？所有权没变。所以我不改变你的所有权，但是实际上改变了合约的形式，改变了权利利益关系，因此这个情况下面，大家都能够相安无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很多问题，刚才史晋川院长也讲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它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有很强烈的技术改革的要求，下一步的改革到底怎么走？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也有现实意义，就是我们的下一步改革要不要突破所有权呢？现在我们是听到很多强烈的要求，是希望改的，比如说国有企业，张维迎就主张要尽量私有化，大部分都私有化我去年陪他一起到贵州去讲课，我们还发生争论。我认为私有化是不是可能是一回事，另外是不是必要也值得讨论。他举了个例子说国有制肯定是没有效率的，我说现在国有企业的效率比过去改善了。他举了乾隆的例子，他说乾隆皇帝有一百多个孩子，我们普通人只有几个，但是乾隆是不是最厉害的一个？也不一定，我们其他人可能也比他厉害，但是没有机会。所以国有企业的效益并不证明他效益强，不知道他明天是不是要讲这个事。

　　我说国有企业不是不要改，要改，问题是怎么改？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约束政府，你以为私有化了你的权力就得到保障了？你以为私有化了以后就想干什么干什么？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刚才晋川讲的山西煤矿的例子，温州老板欲哭无泪。总之你以为你赢了民营企业他就不管你了？民营企业不是你的亲生儿子，要整起来整得更厉害，把你人都整死，国企来搞的，所以现在我们农村土地私有化也有这个问题，要不要私有化也有这个争论。

　　所以我的看法，我觉得可能还是“沿着所有权基本不动、继续在合约安排上做文章啊”这么一个路走下去，为什么？我们现在不光是有意识形态的强大约束，而且我们有体制演变过程当中的路径依赖问题，而且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总体设计来看，我们也看不出要走私有化，抛弃所有权的迹象。从我们目前领导班子有很多新举措，但是社会主义这个大旗还在扛着，你把名义都弄掉了社会主义表现在哪里？所以我们也要理解一下政府和中央。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考虑还是在管住政府，健全法制、完善合约、保护产权方面做文章，合约必须要得到强有力的保护，作为它的前提和基础。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进一步向张教授请教，所有权不重要我现在理解了，但是为什么转让权重要我还有点想不明白，因为我觉得收益分享，收益权应该是最重要。因为产权是一种受益或者是受损的权力，而从我们现实的意义来看我们现在国有企业的改革也好、农村的改革也好都有一个危险，就是我们名义上是公有的，但实际的利益分配有可能变成“月亮产权”，“月亮产权”是什么？就是世纪转化之初美国的公司和英国的公司在卖月亮上的土地，赚了好几百万，很多人去买。还有80年代我们中国也搞过，说拥有一片美国土地，就是有1平方英寸的美国土地，有产权证，还可以认证，800块钱一分。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这个产权有什么用？月亮也爬不上去，上去了也不一定能生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买？它是一个虚幻的产权，但是从心理上满足。现在我们国有企业的利润都不上缴，大部分被亏空浪费。实际上对我们全体人们来讲月亮产权变成了虚幻产权，所以如何在合约的制定和执行上，来保证我们产权所有者应该得的利益，这恐怕是我们最重要要解决的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