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中国企业负债率过高 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发表主题演讲

    搜狐财经讯 11月29日，“2014搜狐财经变革力峰会：寻路中国”在京举行。众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当下经济社会的热点问题展开探讨和思辨。面对一个告别狂飙突进的时代，本次峰会意在通过一场思想的交锋与碰撞，把脉中国经济，寻路未来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论坛中表示，尽管中国总体来说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但是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是中国企业的负债率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高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的比例达到115%，OECD国家平均则是90%，所以中国的问题只要企业一出问题马上所有问题都暴露，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

　　谈及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李扬认为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水分是很大的，而水分主要是由于投资造成的。今后如果说只是因为挤了水分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于热议的经济“新常态”，他表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以高速为特征的旧常态转向如今以中高速为外在特征的新常态，是合乎规律的结果。

　　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扬：我觉得刚才厉以宁和吴敬琏两位前辈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只是侧重点不相同。两位都认为过去30几年这样的高速增长状态不可持续，都认为中国在下一步要走向提高效益、提高质量、讲究环境保护、讲究公平收入分配的和谐社会。我想这点应当是一致的。

　　关于“新常态”的研究有很多了，刚刚主持人已经介绍，我们做了几年的研究。据我所知，在很快将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新常态”的提法会写进去，这样它就会成为我们判断当前形势的一个通行的概念，会成为指导我们未来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方向。我在这里就说一下自己的看法，也是供大家热身之用。

　　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是非常差的

　　说三点：

　　第一点，我们从以高速增长为外在特征的旧的常态转向以中高速增长为外在特征的新常态，是一个符合规律的变化。我这句话含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过去的高速增长也符合规律；再一个意思，支撑那个高速增长的那样的规律，已经逐渐演化为支撑未来中高速增长的规律了。

　　大致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 资源配置的效率。我们知道经济增长是在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过程中实现的，资源配置最大的概念，就是三个产业的配置。所以在过去30余年里，中国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向就是大量的人口、资源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向高效率的制造业部门。

　　我们计算过，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10倍于中国的农业，所以当大量的人口、土地、资源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时候，必然意味着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也必然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率的提高。

　　但是到今天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了，制造业已经就业过剩，我们需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经济学家就要考虑，中国的服务业和中国的制造业相比，劳动生产率谁更高？非常遗憾的是，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远低于中国的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当然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规律，这个规律在中国体现的尤其充分。所以我们人口和资源像过去一样，在继续转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整个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在下降，进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下降，这就是我们说的资源配置的转化导致了我们整个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导致了我们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

　　第二，要素配置。我们知道经济发展需要有劳动力投入、需要有资本的投入、需要有科技创新，三大要素。我们还是这样比较来研究，在过去30几年里，我们劳动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资本的投入是不断增加的，当然科技进步这个因素我们姑且存而不论，这两个因素不断增加，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率不断提高。最近这几年又到了一个转折时期，劳动的投入因我们劳动人口的变化、因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而下降了。2009年是一个转折年，在那一年里中国新增就业的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导致了我们现在招工难已经成为一个常态性的现象。

    2009年也是一个节点，我们资本的投入在不断的下降，过去34年里，我们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指标来代替资本投入，每年平均是26%，前年跌到20%以下，去年18%，今年16%，我们预计不消几年大概就是10%，甚至就会是一位数了。所以我们这样看在科技进步影响力没有发生显著变化的前提下，劳动投入的减少，资本投入的减少，当然是引致我们经济增长率下降。

　　第三，创新能力下降。在中国我们说创新的时候，通常可以意味着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学习，一个是自主创新，因为在中国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没有引进也算是创新，我们这样定义创新之后反观过去几十年，我们基本上是学习型创新。但到今天，没有东西可学了，或者是人家不让你学了，于是我们就站到了历史的前沿，我们需要自主创新，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自主创新能力是非常差的。所以我很愿意参加搜狐的会议，因为张朝阳先生率领的这个团队，是代表着中国创新的力量，但是这样的力量太少了。我们大部分都是学习，到现在还没学好，但是已经别人不让你学了。

　　第四，人口问题。中国本来是以人口多为一个负担，后来经过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人口负担变成了人口红利，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人口红利已经逝去，我们都可以准确的指出什么时候逝去的。2009年我们看到了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我们中国的总人口中就业率在下降，大家想想总人口如果不下降的话，干活人的比重越来越小，那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总之我们想从这几个角度观察的话，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从以高速为特征的旧常态转向如今以中高速为外在特征的新常态，是合乎规律的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果，不是经济周期的结果，更不是经济政策调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接受它。

　　“新常态”不意味经济衰退甚至所谓硬着陆

　　第二点，“新常态”意味着新的飞跃。我们刚刚讲，特别是很多人讨论新常态的时候，比较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以及这个速度之后的一系列宏观指标的变化，关注这些变化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新常态意味着经济衰退甚至所谓硬着陆。昨天我参加一个会议，有些人都预计明年、后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就跌倒2%了，这肯定是错误的。对于中国经济来说，新常态其实意味着新的飞跃，意味着我们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谈、一直在追求但是一直没有实现的目标，如今可以顺次的实现了。

　　我们不妨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可以不依赖投资、可以不依赖出口了。我们过去说过，旧的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就是对国内投资过于依赖、对外需过于依赖，如今我们可以不依赖了。因为所谓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就是因为投资下来了，就是因为出口下来了，相对说，不是说绝对数下来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的时候在16%，相当于GDP的16%，如今是2.4%、2.6%，远远的落在了4%这个公认的国际收支平衡的标准之下，看起来它会长期持续，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过度依赖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了。

　　投资也一样，我们看了一下最近几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除了出口这个因素之外，大概来说，国内消费和国内投资对半，如今投资下降了，投资下降了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而消费依然依循着它不变的规律缓慢的变动着，这就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要说经济增长速度怎么下来了，就是因为投资下来了，就是因为出口的比重下来了、贡献率下来了，这不是你要追求的嘛，不能叶公好龙啊。

　　第二，我们这样一种状况，使得我们真正能够来挤掉中国经济这几十年泥沙俱下过程中产生的水分。中国过去这几十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水分是很大的，我们今后如果说只是因为挤了水分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中国经济的水分主要是由于投资造成的。

　　举例说，我们可以有两个观察，一，投资。刚刚厉以宁教授说了半天国民经济统计的问题、GDP统计的问题，只要投资就是GDP，所以GDP我们上升很快，所以从上到下大家都热衷于去投资，因为投了资了马上就是GDP增长。好，我们知道投资了，GDP就会增长。但是接着我们就要考察，这个投资有没有形成生产能力呢？当然肯定是半否定的，有相当部分没有形成生产能力，这不是水分吗。在中国更重要的，有很多的投资形成了生产能力，但是它形成了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就是说厂房都盖好了，机器、设备也进了就是不能开工，这也是水分，形成了产能过剩这样一个我们国民经济的癌症。我们在讲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大家千言万语最后归结一句话就是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他的起点就是过度的投资。现在我们如果说投资了，然后再去消灭它，我们不如就不投资，从源头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现在正是在源头上解决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如今没有上去，就是我们很多投资不做了，对这个问题中央保持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据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的“庄园谈话”中，奥巴马说希望你们中国把GDP搞上去，因为中国的GDP上一个点对周边世界都会产生非常大的正面的效应。习近平总书记回答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怎么把经济速度搞上去，我们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经济速度搞上去之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结构性问题、产能过剩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搞上去。这表明习近平头脑非常的清醒。在新常态下我们真正的开始在挤国民经济中的水分了。

　　第三，我们在新常态下开始真正的要创新驱动了。今年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开过的很多会，回顾一下在这些会上我们中央领导讲话，最多的词就是两个词，一个是“创新”，一个是“改革”，因为我们切实的认识到不创新就是死路一条，以前说没关系，反正粗放型的增长，从外面进一点什么东西，和国外合作合作，现在这些路都不存在了，我们必须自己走上去，我们必须自己来创新，然后用创新驱动来转变我们经济增长的动力，现在我们知道各个部门其实都在制定自己创新驱动的方案，我们现在正在承担一个“中国制造2025规划纲要”的方案，也就是在追寻中国制造业创新的问题。

　　第四，在新常态下我们才得以有效的能够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大家知道，经济增长靠投资，既然靠投资，资本就重要，资本重要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就优先得到保障，于是乎就出现在生产领域中资本统治劳动，再分配领域中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是短期的现象，今年最流行的一本书是《21世纪的资本论》，这个书用缜密的分析告诉我们，300年来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统治劳动、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没有消失，这种状况延续下去，二三十年之后如果不解决的话，资本主义世界会遇到大麻烦。

　　在我们这里，如果收入分配这种不公平的现象不得到解决的话，我们也会遇到大麻烦。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平衡关系，我们如果说对投资、对资本的依赖没有那么强的话，解决这个问题才有了起点。

　　中国经济“成也投资、败也投资”

　　第三点，新常态确实意味着一系列的新挑战。因为增长速度，比如说从一个高点到了一个相对高速的话，会有水落石出的效果，有些事情过去掩盖着现在暴露了，过去没有现在发生了，所以我们在新常态下要以极强的定力、极大的智慧解决过去30余年、有的甚至是过去60余年遗留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的问题。中国经济成也投资、败也投资，所以解决好投资的问题是我们最大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算算账，商业可持续性投资基本上没有了，然后转到基础设施投资，随后基础设施中投资也基本上没了，特别是经过2009年那一番扫荡，基本上也都没了。现在我们主要是要放在社会基础设施里，这个问题是要考验我们智慧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时候说了一段话，这段话现在正在逐渐落实成为我们的战略。他说，现在都说投资生产能力过剩，水泥、钢筋过剩，我到欧洲去看发现欧洲的国土是被整治过的，欧洲所有的城市都有一个非常发达的地下基础设施，相比中国我们的国土没有很好的整治，我们的城市地下基础设施极为落后，甚至根本就没有。而这些整治国土、发展地下基础设施靠的主要还是钢筋、水泥，所以这样看，如果说我们把我们的投资引导到这样一些领域中去，那么不是多了，而是再有10年、20年我们不够用。这是一个极有智慧的高瞻远瞩的说法。

　　既然在实物上我有这样一个工艺，也有这样一个需求，什么因素使得这个供求不能相碰，以至于现在大家都为投资不足而在挠头呢、在伤脑筋呢？肯定是因为体制、机制不顺嘛，我们现在的体制、机制包括我们的定价系统，包括我们的税收系统，包括我们的收费系统，包括我们的准入，包括我们资金的支持，包括我们的金融体系，都不支持这个转化，转不过来。当然问题如果看清楚了，解决问题也很简单，我们就创造新的体制、机制，能够在社会基础设施领域中创造出具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投资机会。放开准入，让民间资本进入，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效的解决，一方面的过剩、一方面不足的矛盾。这是第一。

　　中国企业负债率过高 远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第二，一个挑战，负债率过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恶化，我们杠杆率过高的问题。去年我带了一个团队编制了中国11年来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发现有喜有忧，喜的是，中国总体的负债率不高，中国总体来说资产负债表还比较健康。但是有两个问题很突出，一，中国企业的负债率过高，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我们的比例达到115%，OECD国家平均90%，所以中国的问题只要企业一出问题马上所有问题都暴露，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率过高。我们总体政府债务不高，但是地方政府债务过高，也就是说融资平台等等问题很突出。因此，解决好企业的负债率过高的问题，也就是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解决好地方债务过大的问题，是考验我们未来智慧的一个很大的领域。

　　第三，我们的城镇化问题。城镇化如果大家注意观察的话，过去一年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起初我们对于它给予极大的希望，认为我们之后10年、20年的增长都靠它了，我们的城镇化实际是投资引导的。但是去年年底三中全会《决定》一出来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给予无限希望的城镇化在第一层标题中没看到，第一层标题里我们只看到城镇一体化，之下我们看到四个标题，第四个标题才是城市化，表明我们城市化的战略已经转型，我们城市化不是目标，城乡一体化才是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做了一系列的体制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土地制度变化，农民因获得了对三个土地的权力的拥有，一，承包权；二，宅基地；三，集体建设用地收益的分享权。农民获得这三个权力之后反观城里人，发现他对城里人相比具有优势地位，因此是不是需要被市民化就已经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城市化实际上进入了一个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重新规划这个城市化的方向，城市化肯定潜力无穷，但是我们要做什么、怎么做，用什么财政制度、什么样的金融制度去支持它，我们需要重新讨论。

　　最后一个问题，城市化还包含着一个住房市场的问题。住房市场在我看来确实进入了一个中期性调整时期，大家都知道，在5年以内会有很长时间的调整。

　　宏观经济政策遇到了挑战需要调整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调整，遇到了挑战。10余年来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的说法一直没有多大的变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实这样一个不变的说法上面我们不断的在变换着自己的花招，政策的重点其实是不断变化的。相比我们将要面对的变化而言，过去那个变化就小小不言了，在新常态下我们的宏观政策，特别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目前应当说没有规划，没有很好的考虑这个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说我们的新常态在外在特征上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一定意味着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总体来说要趋于宽松，你要创造一个环境，让市场、让企业发挥自己的能力，来使得这个新常态变成一个提高效率的新阶段，一定要这样，所以目前这样一种钱贵、钱多的矛盾显然是需要解决，不解决的话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会阻碍企业积极的发挥作用。

　　总之，我觉得我们进入新常态意味着一系列的变化，我认为新常态其实就是为我们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新的支撑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还依然成立，但是支撑战略机遇期的很多的内容已经发生变化，它意味着我们在新常态下积极努力的工作，调动我们的智慧，上述所说的问题，中国就会成为一个更加有效率的国家、更加有质量的国家，在世界上从而就成为一个更为重要的国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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