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人口密度的时空变迁扩张的城市，收缩的人口
“建设用地存在外延扩张、粗放利用的情况。2000-2011年，中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增长了76.4%，但同期城镇人口增速是50.5%。”
2014年11月30日，国土部规划司司长董祚继在一次公开演讲中着重谈及了城镇化中的“人地失调”问题，“人的城镇化，是城镇化推进中的明线，而正确处理人地关系，实现人地和谐是一条重要的暗线”。
从官方到民间，人地关系正成为关注城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南京大学解译的遥感数据等信息基础上，北京城市实验室（Beijing City Lab,以下简称BCL）就借助Geocoding Map等工具进行空间分析，探寻中国人口密度的时空变换，这种变换也恰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人地关系的一个“切面”。这是一家民间学术机构，由龙瀛、吴康、王江浩等青年规划师和地理研究者共同成立。
对1980和2010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面积进行统计分析后，BCL发现六成以上的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翻倍，有19个城市的面积甚至翻了五倍以上，其中京津翼、长三角和珠三角正是城市扩张程度较为显著的区域。城市范围的扩大，是中国近30年城镇化进程中最鲜明的现象之一。
扩张之最是东莞，这个曾经的小县城三十年间城镇建设用地面积扩大了26倍。也有少量城市扩张有限，11个该指标增幅不超过20%的城市里，7个位于黑龙江和内蒙古。另外，“北上广深”这四个超大城市的城镇建设用地这30年下来，扩张倍数分别是4.05、2.07、3.72和3.49。
有趣的是，一些城市大幅扩张，并不是伴随着人口的进一步集聚，而是伴随着人口密度的稀释。44个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翻了四倍以上的地级市里，有8个人口密度没有增加甚至减少了，其中四川广安、山西吕梁和云南普洱同时还位列十大面积扩大幅度最大城市。
单纯观察人口密度的话，全国654个城市中有超过27%出现了人口密度收缩，其中包括一个省会城市乌鲁木齐和四十余个地级市（市辖区）。
BCL特别注意到，除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周边人口密度严重下降，湖北省内也存在连片的城市人口密度减少—6个地级市、21个县级市，另外人口总量进入下降区间的东北三省，人口密度减少的城市数量和面积也“不容小觑”。
在国际上，对城市人口密度收缩的关注由来已久，这时常被看作是一个城市人口流失、失去活力的标志。究其原因的话，经济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城市的郊区化、人口老龄化、战争或灾害、制度变迁等都是常见原因。但在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收缩现象还没进入主流视线。
和国外情况不同，BCL分析认为，中国的城市人口密度收缩，主要是基于人口向大城市集聚，城市内人口由边缘向中心集聚，以及市辖区范围调整等原因。
为了更精准地观察，BCL进一步将“人地关系”、“人口密度”的研究单位细化到了乡镇和街道这一最小的区域划分单位上。
当然，中国人口密度的基本格局并没有突变，2000-2010年间，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等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人口密集区，人口密度普遍在500人/平方公里以上。从总量上来看，人口密度也是在增长的，2000年全国39007个乡镇街道的平均人口密度为873人/平方公里，2010年上升到977人/平方公里。不过，整体增长背景下的“局部收缩”更引人侧目。
BCL计算获知，这十年间，全国有超过两成的乡镇街道常住人口密度出现显著变化（增减幅度超过25%），但也有超过三成的乡镇街道人口密度处于下降状态，大大多于人口密度增加的乡镇街道—这些意味着2000年以来中国人口的再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不均衡性和进一步集聚性。
从面积上看，十年里人口密度下降的乡镇街道范围，总计超过324万平方公里，覆盖中国陆地的三分之一。
总的来说，在人口密集、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的中东部地区，呈现出人口由乡镇向街道流动和从欠发达的城市群外围区向经济发达的城市群核心区流动的趋势。
在西部，还有另外一些因素影响着人口密度的变化，比如，边境地区的开发促使人口大量迁入新疆和云南，同时这两个省份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较高，而资源的开发则刺激劳动力大量涌入内蒙古和山西。
与之相关的是，全国呈现出两大明显的人口流出连绵区。一是西南的川渝黔连绵区，除了成都、重庆和贵阳等少数中心城市的街道，大部分乡镇均呈现常住人口显著流出的状态；另一个是浙西南-闽西连绵区，这一带属于山区，是这两个沿海发达省份里的不发达区域，人口便流向了附近繁荣的长三角和珠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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