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穆迪预计2015年中国将有约2.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到期，目前我国要解决债务问题，当务之急是化解巨额存量债务，2014年债务利息支出就占新增社会融资的逾50%，严重影响经济运行质量和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中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在2008年前并不严重，虽然债务增长速度很快，但土地财政以及税收增速也很快。之后，地方政府的杠杆率急速提升，增速达20%左右。但是，其中一些项目要么没有投资回报，要么回报周期过长，地方政府没产生足够现金流来覆盖投资。
2010年后，一是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得到抑制，由于土地出让金的收入平均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50%左右，这对土地财政形成冲击。据统计，截至2012年底，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的37%。
另一方面，则是融资成本开始上升，债务隐形化。在地方债受到抑制时，近三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融资中商业银行贷款的比例从75%下降到50%，而通过影子银行融资渠道形成的债务余额明显上升，且成本很高。这也是2014年债务利息支出在新增社会融资中的总占比达到53%左右的原因之一。
因此，2014年中国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引导市场利率下行，降低融资成本。其一，推进了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出现大部分地方债利率低于国债的现象；其次，上个月降低了存贷款利率，尤其是贷款利率，给巨额存量地方债务减负。
从前几年开始的债务摸底到持续几年的债务压力测试，如果2015年中国将有约2.8万亿地方政府债务到期，意味着一些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将达到一个风险边界。因此，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具有迫切性，应该在对债务规模与风险摸底的基础上尽快进行分类，比如分为债务压力大但不会发生危机；债务出现个别无法兑现的现象但还不是全局风险以及地方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和续借债务，存在系统性风险等类别，然后由中央针对这些类别制定不同的应对和防范措施。
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中不良资产重组、剥离、核销，在一些具有系统性风险的地区，必须对存量债务进行整顿，才有可能增加新的债务。但是，除了一二线城市之外，大部分三四线城市的财政都不支持继续发债，甚至存量债务都或多或少的存在风险，因此，这已经不是融资成本问题，而是很多城市没有能力承担更多债务，这也要求中国必须尽快从顶层设计新的税制以及加强政策性金融的规模和功能。
作者：张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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