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经济下行是高位下行，而在高位的时候，人们的普遍心理就是会把未来看得更好。但现在，很多行业和企业在总结教训的时候，都会认为：当年太不够谨慎了！
无论我怎么解释“新常态”，它跟在座各位有什么关系吗？这30年来，有哪一个词能让你们在听过之后，就决定自己的行为吗？根据我对浙商的理解，他们从来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新常态”不重要的原因。我不认为未来可以预测，未来只是行动的结果，而行动除了受到预测的影响之外，也受到一些直觉和冲动的影响。所以，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观察人们的行为，然后“猜测”未来，而不是“预测”未来。
很巧，我最近观察过浙商。南通和常熟，这两地都是传统产业的大本营，那里有很多浙商。每年，南通大概有1千亿产值的床上用品，常熟大概有1千亿产值的服装——当然，都不是高端的。这次经济下行，对这两地的传统产业冲击非常大，实际上增长数字很低，与前几年的情况相比，形成了很大的反差。
在这么糟糕的经济形势下，很多企业都做不下去了，我却发现一个浙商还在辛辛苦苦地做服装。她使用新的技术，雇用自己的模特，开始跟互联网接轨，然后跟欧洲的一家企业（也可能是浙商投资的企业）联合起来开发面料。我就问她，你是哪里人？她说，我是浙江温州人。我问，你们温州企业不是都炒矿炒房和放贷了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做服装？她说，自己在西部的矿业投了2600万，现在完全收不回来，就开始做别的事。
这个事例给了我很大启发，这个启发也与刚才提到的“新常态”有关。上周政治局开会提到，中国经济有“韧性”，我认为“韧性”就是关键词。我观察的浙商就有韧性。作为北大的教书人，我觉得2600万是好大一笔钱，她却说2600万就2600万，没了照样在那里辛辛苦苦做服装。我原本以为，炒过矿的人回不到实业了，但是她回去了，这个例子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中国人、浙江人、浙商，有韧性。
他们为什么有韧性，这些韧性来自于什么地方？我认为原因有二。
第一，奋斗。大多数中国人、大多数浙商再富有，即使富可敌国，也没有人会保证给他们发钱，他们只能自己奋斗。
我原来在农村时知道一个故事。曾经有人问是不是要把中国的农业都变成国营农场，由国家包下，国家来发工资。据说毛主席派陈伯达调研过以后说：中国搞不起，包不下来。我认为，这恰恰是中国能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一个人有稳定的收入，哪怕不高，他的奋斗精神就会减弱。幸亏那时国家没有把所有人都包下来，没有把农村包下来，也没有把民营企业包下来。这是韧性的一个根本：即使再富有，如果你放弃奋斗，那就可能什么也没有了。
这也是中国的缩影。从全球来看中国，谁能给你的经济包下来？因为你历史长、人口多、就该富有吗？没有这个道理，上帝也做不到。中国要富起来，当然要受国际环境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靠自己。这也是韧性的最为可靠的根基。
第二，竞争。你放弃了，只要别人不放弃，再过五年十年，你就得后悔。中国好在人多，即使一个不干，一个退出，一个懈怠，一个放弃，但总还有很多人没有放弃。观察了中国经济这么多年，每年都会有问题，当时看起来都像是过不去的坎。如果以五年、十年为单位，回过头看，就会发现：谁放弃谁后悔，五年以后就没你的事了。如果是整个国家经济都完蛋，那也行；可偏偏每一个五年以后中国都会再上一个台阶。你就会想：当年要是不放弃会怎样？万一真成了怎么办？而放弃以后怎么见江东父老，怎么交代？
这两个力量是观察研究分析中国经济的根基，也是我要表达的一个观点。
当然仅有这两个根基还不够，我们要搏、要奋斗，还要有冷静的观察，要有分析能力，要看你今天奋斗跟五年前奋斗有什么不同。借这个机会，我想讲一个观点。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下行是高位下行，而高位的时候我们犯了很多错。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人的普遍心理就是会把未来看得更好。现在，我们很多行业和企业在总结教训的时候，都会认为当年太不够谨慎了，所以现在要谨慎一点。也有人把这个谨慎一点解释成为“新常态”，但我不同意。
我认为，现在要当心另外一个误差：经济不好的时候，人们容易把未来看得更不好，这是主观和客观不吻合的两种状态。现在我们回顾和总结2007年和2010年的情况，就能明白，当经济有一点飙起来的“劲儿”时，要注意相反的误差，在这样经济普遍下跌、周围左右坏消息很多的情况下，就容易把未来看得不好。所以，我们要进行反向调节。一些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有反向调节能力。你说好的时候，他仍然会谨慎一些；而周围的人都说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会努力找到未来更好的机会。
12月7日，周其仁在浙江商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2014“全球经济新常态与企业发展之道”高峰论坛上做了演讲。以上为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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