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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记者 赵川 秘鲁利马报道
13日晚间11点的利马，微冷，天空中飘着蒙蒙细雨。这一刻，利马气候大会现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着大会结果。
此时，利马气候大会已经延时了30个小时。每个人心中的疑问都是利马会不会真正为巴黎协议的达成奠定基础，多边机制治理气候变化问题是否真的正在瓦解。
半个小时后，一次关于德班平台（ADP）的会议再次开始，利马气候变化大会主席、秘鲁环境部部长普尔加-比达尔（Manuel Pulgar-Vidal）抛出了新文本。主席抛出文案后宣布休会一个小时。
此时，谈判气氛有了360度的大转弯。部长和谈判代表的脸上露出了笑容，部长们开始交头接耳。尽管大会还没有最后决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与印度环境、森林及气候变化部长Prakash Javadekar交谈时，他已经难掩自己的喜悦，"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公约》原则又回到了文本上”。
当地时间12月14日凌晨1点20，主席又回到了大会主席台。在大多数人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一瞬间敲下了槌子，宣布已经谈判了13天的（德班平台ADP决议草案通过。
“如果没有异议，这份成果就叫做"采取气候行动利马呼吁"（Lima Call for Climate Action）”，主席疲倦的面容露出了会心的笑容，文案最终在大会延时32个小时后尘埃落定，为2015年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协议制定了基本框架。
掌声、拥抱、握手、微笑环绕着这个靠白色帐篷临时搭建的会场。
“各国展现出的最大灵活性使利马大会取得成功，从而为巴黎大会奠定了良好基础。明年，各国需要展现出更多的灵活性、信心和雄心，确保巴黎大会取得成功。”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会后对记者表示。
2015年的巴黎大会将制定一个关于后2020年的气候变化协议。
没有流血的“手术”
这份通过的决定由此前的30多页，精简到7页，最后再简化到5页。伴随着一次次的简化的过程，文本内容则一次次的弱化，也是一次次妥协的结果。
“弱化才能通过，被各方接受”，一位谈判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一次会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症结需要慢慢解决。
在主席抛出文本之前，秘鲁当地时间13日凌晨两点，德班平台（ADP）联合主席“抛出”的文本被发展中国家集团特别是非洲集团的否认，认为文本并没有全面平衡的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
这个文本还出现了此前没有出现的新语言比如“国家主权”，亦没有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红线“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写入文本。气候适应、资金等问题都被弱化。小岛屿国家的“红线”之一“损失和损害机制”也没有被写入文本。而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接受了这份文本。
由于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文件的通过必须得到所有国家的支持。显然文本的“手术”不可避免。
因此，大会主席普尔加-比达尔开始协调各国利益，听取每一个国家的意见和“红线”，力图抛出平衡的文本。其中，最重要的“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写入了新决定，而所采用的文字表述为《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的文字。之前，中国发改委气候司司长苏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中美正式的文件中写入共同带有区别责任的原则相当不容易，在某种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成果和发展中国家的胜利”。
解振华表示，利马气候大会达到了中国代表团的预期，达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结果，中国不十分满意但是可接受。但是，“明年的谈判会更加艰苦”，解振华坦言。
急需“气候领导力”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以后，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气候领导力的短缺。
欧盟在构建《京都议定书》时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气候领导作用。即便在美国退出这一机制的情况，欧盟依然带领全球进入“减排时代”。但是随着2008年欧洲经济衰退以来，再加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给欧盟带来的打击，欧盟已经没有像此前一样将气候变化作为其政治上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2009-2014年之间，由于经济危机、欧洲内部政治等问题，气候变化在欧盟政治议题上的议题在过去5年里有所下滑。”欧盟新上任的欧洲议会议员、欧洲议会对华关系代表团团长莱嫩（Jo Leinen）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但欧盟明年将加大气候外交，希望再次展现欧洲的气候领导能力。
解振华呼吁各方“加强行动，多做贡献”。解也敦促发达国家进一步发挥领导力，尽早做出应有贡献。他同时表示，发展中国家在“2020年后也将继续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做出更大贡献”。
目前，气候变化治理中，欧美中的力量备受关注。三大经济体宣布了其后2020年的气候目标。这三大经济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一半。
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力量逐渐凸显，但是气候治理的进程中仍然缺少如京都气候治理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这也不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质疑联合国气候治理进程的有效性。
事实上，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里约签署以来，虽然气候治理的进程缓慢，谈判的过程异常艰苦，但是这都是多边进程的特点，并不能否认其有效性。毕竟一系列气候变化治理的国际规范和理念比如碳交易都是在联合国的进程中不断被各国所内化。
当然，自2009年以后，各国最后并未能达成一个气候协议。各国政府也吸取了经验：不仅要靠联合国的进程，联合国以外的进程也可一起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比如在G20、或是通过双边的合作进一步解决气候变化也非常重要”，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但是最终全球气候治理仍需落脚于多边进程。
正如美国国务卿在利马所做的演讲中提及的一样，气候变化并不是只靠大国就能解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需要为气候治理做出贡献，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全球性的。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执行主任阿希姆·施泰纳（Achim Steiner）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气候领导力非常重要，但是却不能完全决定气候治理，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联合国的进程”。
中方加强气候外交
另外，气候变化谈判和治理中的力量正在发生着一些细微的变化。
国家关系顶级智库Chatham House的能源、环境和资源的高级研究专家菲利克斯（Felix Preston）、肖恩（Shane Tomlinson）认为中美开启了新的气候外交时代。
“这对于中国而言，也是一个气候外交的新机遇。” 英国智库E3G气候外交项目主任加拉赫（Liz Gallagher）表示。气候变化的谈判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工作，更多需要的是谈判桌下的工作。
“在气候变化领域中，我们自己要努力，这样才能和朋友们一起努力。”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表示，中国明年一季度将宣布关于后2020年的一揽子气候目标。该目标将为搭建一个关于后2020年的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做出中国的贡献。
经历了哥本哈根失败以后，中国也逐渐意识到气候外交的重要性。因此，中国也逐步发起了气候合作领域的南南合作。以多双边的合作与交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气候治理进程。
秘鲁利马当地时间12月8日早上，国家发改委也在利马召开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高级别研讨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9月23日在纽约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时就向外界表示中国将大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
在此次高级别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尼泊尔、蒙古、埃及、塞舌尔、加蓬都表示了对中国开启的气候变化的南南合作表示了肯定，认为南南气候合作是对传统的南北合作的一个补充。
目前，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以及第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其在国际气候治理的作用以及影响力逐渐提高。“我们希望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能够平衡气候谈判的力量。”Khaled Fahmy博士表示。
“另外，中国也展示出了对全球气候治理的兴趣”，阿希姆·施泰纳表示，我们也非常欢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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