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改革捍卫新边疆

　　改革捍卫新边疆

　　雪珥

　　加大新疆的改革开放力度，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关键。而首当其冲的，是简化入疆经商的行政审批程序。

　　这是1760年，乾隆底定新疆的当年，一场改革在帝国的西陲推行，而其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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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化审批

　　此前，凡是前往新疆的商人，一律必须到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衙门”领取执照。乌里雅苏台远在漠北，内地商人们要先绕道这里办理手续，再万里迢迢前往新疆，如此一来，等于是筑起了一道行政壁垒，阻止商人入疆。

　　在战时，这一政策有其合理性，既便于政府控制入疆的商人数量，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造成不稳定，又便于政府调控入疆的商品种类，以优先满足军用。

　　统一战争结束之后，乾隆立即将注意力放到了如何发展新疆经济上。中央推出了新的改革措施，内地商人入疆，一律改由鄂尔多斯、阿拉善、推河、阿济等地的沿疆地方政府核发入疆执照。在圣旨中，乾隆明确指出：“新疆驻兵屯田，商贩流通，所关最要”，此次改革，“较之转向乌里雅苏台领照，程站可省四十余日，商贩自必云集，更于新疆有益。”

　　这样的改革，自然受到商旅的欢迎，这不仅是节省了40多天无谓的艰难跋涉，更提升了商人们对新疆-内地贸易的信心。

　　中央对于新疆的开放，不断加大力度，除了鼓励商人到天山北路经商外，还鼓励他们进入天山南路。乾隆皇帝多次亲自批示，阐述发展商业对新疆建设的关键作用，如“客民力作，贸易于彼者日渐加增，将来地利愈开……其与惠养生民，甚为有益”；“耕亩日开，愚迁日众，则中外生计更饶”。乾隆皇帝还多次强调，在鼓励新疆与内地的经贸往来中，必须严格约束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谆谆教诲此事“须听商民自便”、“不可官为勒派”、“毋使青吏需索”。

　　清政府的这些举措，与其说是鼓励，不如说是自我节制——政府收回了不该伸出的手，市场就自己动起来了。一时之间，内地商民掀起了到新疆去的热潮，尽管新疆的条件十分艰苦，尽管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但一个宣示要安守本分的政府，似乎解除了资本的顾虑。

　　鼓励通商

　　除了鼓励新疆与内地的商贸之外，清政府还鼓励新疆与周边地区的商贸。同样在1760年，乾隆在圣旨中提出：“回疆今就平定，所有哈萨克、布鲁特、巴达克山等部人，均为大皇帝臣仆，尔部如欲遣头目入期，以展归化之诚，必代奏闻。”而对于内地商人和外邦商人，清政府在新疆都给予低税优惠，甚至免税待遇，大大刺激了商业的发展。

　　1762年，乾隆再度发布上谕，对于“自平定回部以来”该地区的局势稳定、治安良好、民族和谐予以高度肯定，继而提出应“晓谕商民，不时往返贸易”，同时，强调指出：“贸易一事，应听商民自便，未便官办勒派……若有愿往者，即办给照票，听其贸易。若不愿，亦不必勒派。如此行之日久，商贩自可流通矣。”

　　在政府的鼓励及有节制的管理下，新疆与内地的经贸交流大规模地推进。“中兴以来，西陲底定，拓地周二万里之广，内地商贾持币帛以来者，论蹄万计。天山以南、玉门以西，昔为游牧佳场者，今则为商埠重地矣。”（《新疆图志﹒赋税》）南疆地区的“南八城”，也迅速成为贸易中心，如叶尔羌，“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西域闻见录》）

　　对于新疆的成就，连英国人都心生艳羡。大英帝国著名学者包罗杰(Demetrius Charles Boulger)，在其初版于1878年的《阿古柏伯克传》一书中，回顾了乾隆时期的新疆政策，盛赞道：

　　“他们（中国人）能够给予当地的最大的恩惠当然是维持秩序。公平地在许多诉讼者之间保持平衡，乃是中国行政长官的第一条信条。在这个混乱的地区一旦能安定下来，贸易就复活了。大为衰落的当地工业又重行活跃起来；外国企业也被吸引到这个地区来，中国政权很快就使之成为中亚最繁荣幸福的地区。

　　“但中国人并不仅仅以维持良好秩序为满足……他们自己还作出榜样，使旁人感到应予效仿。富于进取性的甘肃、四川‘和台’商人不仅到达哈密和吐鲁番的市集，他们之中有许多还深入到喀什噶尔本部，并定居在那里。这些难能可贵的经商者填补了在这个地区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补足过的空白，因为他们带来了高度的事业精神和实践的智慧，还有他们特有的东西——资本。

　　“随着这些‘和台’商人之后，财富和繁荣都增进了。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田成了一等城市，1800年这个地区的人口达到从来没有达到过的数目。”

　　包罗杰也注意到，中国政府在新疆推行民族平等政策，“在贸易上一切不同民族之间也有完全的平等”，内地来的商人，“必须准备与浩罕人、喀什噶尔人、阿富汗人进行机会平等的竞争，他的籍贯并不能为他取得免税的优惠，或给他什么优于外国商人或当地商人的便利。”因此，如此贸易的最大受益者，是当地社会与当地商人。

　　而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怎样使用税收，它的行政管理以怎样的为公精神把税收用在当地的公益事业上”，包罗杰认为甚至都值得英国人学习。正是有着如此“为公精神”的政府，推进了新疆的普遍繁荣。

　　稳定地开放了5年之后（1765），新疆乌什地区发生暴动。暴动平息之后，对于内地商人入疆，实行了更为严格的管理——“商民则北路携眷，而南路不得挚眷”，前往南疆的商人，禁止携带家属。一些人将此解读成隔离政策，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直到半个世纪后取消这一禁令，内地及外邦商人依然可以在新疆经商，其间仅仅对处于敌对状态下的浩罕国商人实行过禁制。

　　当代美国汉学家濮德培（Peter Perdue）认为，在当时的新疆，不同民族的“商人精英和官员结合得以获益”，而另一汉学家穆素洁(Sucheta Mazumdar)也认为，乾隆时期新疆与西藏地区的贸易发展，将该地区“引入国际贸易范围”。

　　这，当然不可能仅仅出于维稳“羁縻”的短期需要，更多的或许是基于一种大国自信的战略远见。

　　低税双刃刀

　　南疆初定，乾隆大力实行商贸开放政策，税收优惠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最初的税制，沿用了准噶尔的旧税率，即本地商人10%，外来客商5%。但不久，为了鼓励商业，这个税率又下降了不少，对于交易量很大的牲口贸易，本地商人为5%，而外来客商为3.33%（三十分之一），“其余皮张缎布，仍照旧例收纳”。

　　这一相当优惠的税率，自1759年开始成为大清国在新疆南部地区的法定税率，甚至，《户部则例》中还规定，对于来自巴尔替尔、克什米尔前来进行牲口交易的客商，税率低至2.5%（四十分之一）。而对于途经南疆的外国贡使团的随贡贸易，再给予半税、甚至免税的优待。

　　税收优惠力度如此之大，极大地促进了南疆地区的商业贸易，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舒赫德向中央不无得意地报告：“现在回部安静，其布鲁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贸易之人，络绎不绝。”

　　如此低税，当然是为了“放水养鱼”，而在经济上的考量之外，政治因素也相当重要：以低税换取政治上的安宁，“使各外夷凛遵天朝法度”。怀柔施恩是关键，经济利益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

　　不幸的是，这种着眼于“羁縻”的顶层设计，到了基层执行者的手中，“柔”性被过度放大，尤其是一味减免外商税收，日渐成为常态，外商实际上享受到了超国民待遇。本应恩威并施的以外贸为工具的外交，“恩”成了唯一工具，“威”则荡然无存，反而示弱于外。

　　与南疆进行贸易的诸多汗国、土邦、部落中，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哈萨克、布哈拉及浩罕，而尤以作为地区强权的浩罕国为主。浩罕国虽从1759年开始对清政府表面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对南疆怀有极大的领土野心。浩罕商人遍布南疆各地，成为低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但其对此不仅丝毫不领情，反而四处宣扬这是因为中国出于对浩罕国的畏惧。

　　凭借其作为地区强权的国力依托，及在南疆境内的巨大经营网络，浩罕商人不仅承包其它外商的进出口，申请免税，从中渔利，甚至有组织地进行茶叶和大黄的走私，根本无视中国法律。更为过分的是，浩罕国甚至向中国提出，将自己的税收机构派驻到中国境内，对在华经营的浩罕商人征税。此举的真正目的，是要替换中国政府所认可的 “呼岱达”——在华浩罕商人自治机构的领袖，将在华商人的自治机构改造为浩罕政府的外派机构，直接将其行政权伸展到中国的境内。

　　对于这种无理要求，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尔霍罕（浩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己属格外施恩，今尔敢为无厌之请！”清政府还希望浩罕国能换位思考：“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如果中国因此也要求“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察税务”，无疑是 “越界之事”，这是中国政府“不肯为”的。

　　苦口婆心的说理，毫无作用。当大小和卓在南疆发动多次叛乱，浩罕国不仅为其提供庇护，活跃在南疆的浩罕商人甚至还给予积极配合，这导致了清政府对浩罕实施贸易禁运，浩罕则悍然出兵侵入中国。

　　吊诡的是，双方最终在1833年达成议和，清政府居然同意了浩罕在中国境内的南疆征税的要求，其对象不仅限于浩罕商人，甚至包括别国商人。最初出于“羁縻”的税收优惠顶层设计，终于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丧权辱国。而这，比鸦片战争足足早了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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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晚清史》曾列举了十八世纪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除了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欧洲人的到来”之外，还有两个就是“中华帝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及“汉人人口增加了一倍”。后两者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甚至超过第一个变化。“到了十九世纪初年，中国主权的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这种质变通常被看做是‘现代化’，这不仅是受到欧洲文明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结果，而且是中国内部社会演化的结果。”

　　新疆地区的开拓，正是这种“质变”的关键一步。

　　即便有诸多瑕疵，在新疆地区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维稳的思路，终清一代基本保持下去，在促使新疆顺利纳入1800年之前以中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同时，也保持了国家西陲比较持久的稳定，并最终在左宗棠西征、新疆建省之后，得以收获更多的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