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手起家女富豪占世界一半 中国为何盛产？

　　在拜读欧逸文讲述21世纪中国的大作《野心时代》时，我读到半途突然意识到，在他引人入胜的故事中，出现了如此众多史无前例的女性人物。

　　欧逸文将当代中国比作美国的“镀金年代”。此时，十几亿中国人突然之间沐浴在野心和抱负的洗礼之下；而彼时，在短短一代人的时间里，美国百万富翁的数量从20名激增至4万名。

　　但不同的是，美国19世纪后期的发家故事是一部男性英雄史，而中国的造富热潮中则涌现出不少“半边天”的身影。如果说，美国女性还在承袭着对“致富”不太热情的文化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女性早已不再为此羞耻。

　　欧逸文告诉我，在中国，“过去30年的社会思潮是致富光荣，这种本能无关乎性别。我从未遇到有女性感觉自己致富的愿望受到抑制。她们的自我衡量标准之一，就是所在公司以及个人财务上的成功。”

　　我们不妨看看以下数字：

　　担任高管职位的中国女性人数近来翻了一番，51%的高管职位由女性占据，令中国在整个亚洲鹤立鸡群。

　　中国近550家上市公司（即约21%的上市公司）有女性董事。而总部在深圳的西拓控股集团，以及中国电信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全部由女性组成。全世界仅有四家这样的企业。

　　全世界白手起家的女富豪中，中国女性占一半。

　　当然，谈到中国女性的地位，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欧逸文指出，女性之所以热衷进入商界，是因为在中国，政界依然是男性的天下，女性的发展空间很小。并且，男性仍然拥有更多可夸耀的资产，热切的父母会帮儿子出资买房，以便在男多女少的现状下讨到老婆。

　　然而，造成这种“男多女少”局面的独生子女政策（父母爱生男孩），也造就了一代备受宠爱的独生女。因为没有儿子，父母和祖父母转而对女儿和孙女寄予厚望。欧逸文指出，中国最流行的一本育儿指南名为《哈佛女孩》，而非《哈佛男孩》。

　　中国女性的事业野心仍然受到家庭和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见的羁绊，照顾年迈父母被认为是女性而非男性的分内之事。中国某顶尖商学院将这一悖论描述为：

　　“在中国，只招男性的工作激增，招聘经理常常打探女性应聘者的感情生活和怀孕计划，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很容易忘记，中国拥有一些全球资产净值最高的女性，她们大多是通过自身商业成功取得了今天的地位。”

　　欧逸文喜欢越过那些干巴巴的数字，来讲述活生生的人的故事，比如龚海燕。龚海燕出生在农村，自小体弱多病，一场拖拉机事故伤到了她的腿和脸。尽管如此，她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创业基因。她小时候，就自己进货然后将冰棍卖给村民，她会标出一条路线上的潜在买家。她说。“不管做什么，都必须有战略思维。”

　　拖拉机事故发生后，龚海燕的母亲一心扑在女儿的教育上，每天背着龚海燕去上学。龚后来去了松下工厂的组装线上打工，之后又重返校园，在大学表现极为出色。但因为被认为“长得丑”，找不到对象，龚海燕推出了在线约会服务，就此打入了男性主导的高科技领域。到2010年，龚海燕被誉为“中国第一红娘”。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当日龚海燕坐拥7700万美元资产，她与丈夫—是的，她找到了丈夫—共享了这笔财富。

　　欧逸文称，龚海燕飞速从农民的女儿变成女性高管，以至于她的言行举止还透着些许乡土气息。这不禁令我想起其它许多位女性白手起家的故事。其中一位是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这位房地产开发商正在改变北京的天际线。张十几岁时在香港某工厂流水线上打工，但通过努力最终去了纽约，后来上了英国名校，然后进入高盛工作。

　　用欧逸文的话说，在这个“自我创造的时代”，同中国的男性一样，这些女性“藐视叫那种她们不要去尝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