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之后还能否退休？

　　目前，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5岁，美国和德国在今后几年内将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表示，技术型、管理型人员退而不休是常态，但对很多体力劳动者来说，在岗却有些力不从心，政策不宜“一刀切”。（2月1日《现代快报》）

　　关于退休还是不退休的问题，最近一直被人们反复提及，而政策的明确与否也左右着这场波及全体国民自身利益的舆论漩涡的未来走势，当退不退休成了一个普遍问题被拿来争论时，说明问题的本身并不在退休上，而在隐藏于退休之后的内部矛盾以及退休问题来的是否恰到好处。延迟退休是这场讨论的焦点和中心，也是评判利益交汇的砝码，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将受利于延迟退休带来的既得利益，差别在于利益的多寡和理由准备的是否充分。那我们究竟需不需要延迟退休呢？延迟之后还能退休吗？

　　一说到延迟退休，你首先想到的肯定会是反对，这是正常人应该具有的正常想法，毕竟谁都不想在安享晚年的时候继续埋头苦干，在延迟之前，我国的退休年龄在法定的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关口，延迟之后可能就变成人们所说的65岁了。暂且不论时间和事件的真实性，但就延迟退休的本身而言，此举也有着难以逾越的社会原因，人口老龄化的中国正在走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国民经济水平仍处于较低程度的情况下就面临如此严峻的人口结构的失衡是罕见的也是非正常的，除却中国复杂的国情和本就臃肿的人口模式，不完善的社会养老制度也是促使延迟退休的另一诱因。

　　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加剧了新时期社会矛盾的激化，“未富先老”的畸形也阻碍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向前推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在满足基本需求的同时增加了赡养老龄公民的成本，而延迟退休是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老化的就业结构问题的普遍政策。所以当中国面临类似困扰时沿袭这一政策似乎无可厚非，但是情况的相似性不代表政策的适应性，我国目前的国民经济和国民素质能否适应延迟退休还是个未知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除却国情社情的差异，最主要的还是社会各阶层的内部差异能否适应延迟退休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从人的生理结构来分析，60岁以上，年龄越大的人在各项身体机能方面较之以前均有较大程度的下降，再根据公众各阶层和各阶段所从事的各项行业工作分配和布局来看，不同行业和不同岗位所承受的生理和心理压力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生理上的不可逆因素，导致有些诸如一线工人等其他高危行业的职业素养要求比较苛刻，较大年龄段的从业者无法满足日常的工作需求，延迟退休就显得有些强人所难和不可理喻了。按照行业的差异性，较之以上这些，在一些偏向脑力劳动和技术型和管理型人才的行业或是高级管理岗位，延迟退休带来的影响不但不大，反而有可能会带来相反的效果，这些差异催生了不同的更大的差异，这又该如何规避和加以甄选呢？

　　无论哪种声音，都是基于同样的政策，但是却带来了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声音，政策没有错，反对还是赞同的声音也没有，无非是声音的主人所处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不同，以自身的客观条件来看，哪一种理由或是声音都是延迟退休得以存在与否的价值判断。延迟退休是以牺牲广大的普通民众的未来利益来为未来的自己买单，是集体利益在现实的真实客观的反映，但是也不能为了集体利益而彻底忽视个人利益吧？行业和就业差异虽说不至于影响延迟退休的大局，但也应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满足绝大部分民众利益诉求的同时也绝不能以牺牲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作为交换。

　　“延迟退休”是大势所趋，是不可逆的，怕就怕延迟之后还能不能退休？也只是希望在大势面前，在有些人喝酒吃肉的时候也尽量给一些卑微的公民一些残羹剩饭聊以自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