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欧洲经济发展颇为坎坷：刚摆脱主权债务与银行业恶性循环的危机，可能又走进“长期经济停滞”的泥潭。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欧洲经济要想改观，必须压缩福利、实行改革。最近，市场频繁炒作希腊政治僵局，也在映射改革确实卡在压缩开支、削减高福利上。希腊问题是欧洲经济困局的典型案例，管中窥豹可见，高福利的确缠住了欧洲改革的步伐。
福利的长期“刚性”导致难以快速调整经济结构。这意味着，福利可以随经济增长而水涨船高，却难以因经济回落而缩水。目前，欧洲多数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接近停滞，可用资金变得相对固定。在危机时削减福利，就像釜底抽薪，碰不得。如果用于福利的资金不能少甚至还要涨，那么，用来调结构、增强竞争力的财力自然不强。如此，政府要改革、提高经济竞争力，就好比在“螺蛳壳里做道场”。长此以往，支持经济增长的动力不断衰退，政府财力越来越弱，也就越来越无力给经济加油。欧盟近年促增长政策不断而效果不佳，也印证了这一点。
欧洲国家高福利与改革之间的矛盾，是长期积累而成的社会问题。二战后，欧洲经济蓬勃发展，企业日益追逐利润，忽视了对员工的保障。欧洲部分国家出于道德伦理和淡化劳资矛盾等考虑，设计并建成“福利国家”的社会政策模式，用税收等将企业提供的有差别福利，转化为无差别的社会福利，以削弱居民对企业主等利益群体的依附，增强其对社会的依附。该模式虽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保障居民权利，但也使福利水平从极低走向极高，一步步推升了欧洲经济长期停滞风险。
高福利源于高税收，高税收自然抑制了企业创新发展的动机，欧洲企业纷纷向外发展。与此同时，高福利也带来高品质的生活，“少子化”现象在欧洲蔓延，尚可工作但不愿工作的人也越来越多。即使一些欧洲国家现在开始削减福利，短期内也难换来增长动力。目前，欧盟平均失业率达10%，青年失业率超过20%，加之为高福利贡献了半辈子高税收的欧洲“婴儿潮”一代集中退休，这在很大程度上恶化了经济前景，使欧洲的结构性改革越来越难。
欧洲国家的高福利痼疾延宕至今，有经济社会因素，也有政治因素。上世纪70年代欧洲学者即指出，经济增长、人口及官僚政治是欧洲“福利国家”普遍出现的根源。现实中，选举政治推动竞选成为变相的“福利拍卖会”。竞选者在关乎选民眼前利益的问题上更为突出，使社会福利水平不断攀升。同理，受任期限制，欧洲多数国家政府不会轻易削减福利，以免引火烧身。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德国施罗德政府曾力推改革削减福利、促进就业，最终致其败选。
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社会福利理念不尽相同。不要说在欧盟层面上拿高福利开刀，就算从国家层面削减社会福利来推动结构性改革，恐怕也是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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