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自传：当我逃入角落中(组图)

　　《编年史》

　　一个抱着吉他疯狂喊叫的人，却同时戴着诗人的桂冠，这多少让我们对他侧目相看。然而就是他，三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委员会这样评价他：

　　“他把诗歌的形式以及关注社会问题的思想融入到音乐当中，这一点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的关注。他的歌充满激情地表达了对民权、世界和平、环境保护以及其他严重的全球问题的关注。”

　　而在他创作的歌词中，“当我逃入角落中”多次被引用到他的其它作品里。身负盛名的鲍勃·迪伦，为什么会有这潜在的欲望？在他曾高居美国多家畅销榜榜首的自传里，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答案。

　　自传初衷谁人知

中并没有提及1977年迪伦与莎拉离婚一事

　　“我不愿意别人把我的歌说成是那一代人的呼声，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想简简单单地生活和唱歌的人。”迪伦曾经对记者这样说。在自传里，他再一次流露出这种被误解的孤独。

　　当我成为别人眼中的反叛典型时，我发现自己总是被这样一些采访所困扰，记者总是以这样的问题作为开场白：“我们能否就这件事讨论一下？”或是，“当然，你的观点是什么？”我总是告诉他们我不是任何事、任何人的发言代表，我只是一个音乐人。这时他们会凝视着我的眼睛，仿佛那里有他们认为的极端分子的证据。我真的不清楚他们是如何想我的。之后大街小巷的报纸上都会出现“发言先锋否认自己反叛”这样醒目的大标题，这让我觉得自己如同一块任人宰割的肉，《纽约时报》曲解我的歌词，《问讯报》把我当成怪物，他们究竟为什么这样看待我？好像我是地球边缘人。我的妻子嫁给我时，根本不知自己会卷入怎样的漩涡中，我自己也毫不知情，而如今我们两败俱伤。（摘自《编年史：卷一》第一章）

　　鲍勃·迪伦用3年时间来写这本书，按他的说法，这是一本记录真相的书。不少评论家已经抱怨该书没有描写他们感兴趣的一些话题，比如他发生在1966年的那场摩托车车祸，1977年他的离婚，还有1978年他突然宣布自己是再生基督徒，以及他最著名的专辑如1975年的《路上的血迹》、1979年的《慢车开来》、1983年的《异教徒》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也许提笔写自传的迪伦身处其中，无法意识到自己的角色，无法以一种他人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过去。而他的光荣与梦想是存在于内心深处的，其中的孤独，不为人知，鲜为人道，仿佛一个暮年的牛仔坐在夕阳下的窗前，仍然手持酒囊，在烟雾迷茫中凝视远方。

　　走到灯火阑珊处

　　没有60年代的美国，就不会有鲍勃·迪伦

　　迪伦写这本书绝不是为了寻求理解，他已经被人们误解了这么久，理解早已不再是心中的纠结。他只是想述说他的梦想，他的孤独，他的逃离，他的迷惑。

　　在1957年，迪伦出生的明尼苏达州鹤冰镇还无法接受他，以及他那富有颠覆性的摇滚音乐。他和另外两个瘦小的13岁男孩穿着金闪闪的衣服，狂放地按动钢琴键盘，忘情高歌，却无人喝彩。一些晴朗的夜晚，迪伦常常拿着他的收音机徒步走到几英里以外的密西西比河畔，只是为了收听一些大城市里播放的摇滚乐。

　　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大学生活使他在音乐的路上甩开了大步。在那里他遇到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经常一起去一个叫邓克城的热闹小地方唱“民谣”。不久迪伦来到纽约，这个成就了他一生的地方。他自己动手写民谣，这在当时绝对是离经叛道之举，而当他在个人演出唱了他写的民谣后，《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热情的评论，赞扬迪伦的天才，这时候他成了大街小巷谈论的焦点，然后与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约，终于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

　　那个反叛的60年代，它成就了他，他也成就了它。没有60年代的美国，就不会有鲍勃·迪伦，而没有鲍勃·迪伦，还会有别的人。在名誉的光环下，迪伦举步维艰。他累了，想走开。战争、种族和贫困，这些他歌中的主题使他走进美国人的心里，也使他受累于由此而来的种种压力。周围的人对他的期望太高了，作为一个只想以音乐为生命的人，迪伦似乎没有责任、也无力承担这一切。他选择了逃离。25岁的时候，他从舞台上消失了，4年杳无音信。官方的消息是：迪伦骑摩托车时发生了车祸，正在恢复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消息究竟是不是真的。

　　再回来的时候，迪伦变了。他的音乐脱离民谣摇滚运动，从充满喧嚣和反叛的声音急转直下，转而寻求柔和优美和抒情诗般的沉思，寻求一种更倾向乡村音乐的风格。他这一时期的专辑成为20世纪70年代的音乐杰作，成为乡村摇滚运动的先河之作。

　　在寻找中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