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德国领导人等的反对，由极左翼联盟Syriza组建的希腊新政府，日前虽放弃了减计外债的强硬立场，但却提议与官方债权人进行债务置换的新做法，以图达到殊途同归之效。这一新提法是，用与希腊名义经济增长挂钩的新债券，替换欧洲国家救助希腊的贷款，保证政府财政预算始终有盈余。与西班牙的友情支持和法国的可以探讨等表态所不同，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指出，欧元区已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并呼吁欧元区成员国应团结一致，保持其全球竞争力。
现在看来，德国等的反对，及欧央行宣布从2月11日始暂停希腊债券作为抵押品享受信用评级豁免权等的威慑，并没有让希腊左翼政府让步，反而刺激希腊政府更加孤注一掷。毕竟，曾经庇荫在欧元信用下过着阔少生活的希腊，几年的紧日子下来，愈发感到前景迷惘，用选票让左翼上台已反映出希腊铁定要走以违约胁迫欧盟让步之路，何况这对希腊已不是第一次。最近希腊财长瓦鲁法基斯再度发出警告，如果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其他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随之离开，欧元区会土崩瓦解，更加突显出现任希腊政府的强硬。
对德国等来说，希腊提出的要求必须抵御，对希腊开个口子，接下来南欧诸国，甚至意大利、法国都将会借此搭便车，以德国等为主的北欧国家就会变成一台巨大的信用取款机。而若希腊被迫退出欧元区，其他国家是否会跟进离开？这实际要看去留欧元区的边际收益，说白了就是欧元的信用是否可以继续透支的问题。显然，如何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将直接左右着欧元的存亡。
事实上，若欧元区继续延续过去的政策，为恐惧风险暴露而拒绝去杠杆和市场出清，为维护欧元区的完整性而"绥靖"希腊政府的财政冒险行为，欧元区终将深陷公地悲剧，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将蜕变成欧元危机。
早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初，很多专家指出欧元区的最大问题就是缺乏一个财政联盟为后盾。这一观点获得广泛认同，但也值得商榷。在单一货币体系下，欧元区成员国在财政上的分灶吃饭，客观上是旨在通过借鉴德国央行出名的谨慎，降低国别政治对货币干预的随意性，及由此带来的通胀甚至滞胀风险。欧元的出现至少有一点值得肯定，那就是还原法定货币的"法定"是基于自然法则，而非公法(组织法)，货币的市场信用是基于其稳定的币值和对市场交易成本的降低，而非是一个凌驾于市场之上的组织赋予的。换言之，欧元的诞生是人们降低政治对货币干扰的努力的结果，这如同世界上第一家央行——— 美联储，实际是由私人部门合伙而来，在体制上可对冲政治过渡干预。因此，历经198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滞胀和几十年来时断时续的破坏性货币战争，欧洲政治人物选择诺奖得主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设计出超越国别的欧元，就是希望克服货币战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干扰。从这个角度看，欧元2000年的上市，被人们形容为货币可摆脱政治干扰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遗憾的是，不论是私有制的美联储，还是依据最优货币区理论诞生的欧央行，实际上都没有有效克服货币权力化和货币武器化等问题，货币与权力的暧昧也自始至终成为了经济的梦呓。
这在最近表现得更为突出，在全球经济再现美国经济一强"超脱"的当下，尽管宽松货币政策给经济提供的只是"货币幻觉"，但汇率战还是在驾轻就熟中次第展开，让本来属于市场民主杰作的货币成为了世俗政治的权力魔杖。
其实，即便欧元区推进财政联盟，其问题也不会迎刃而解。这样的举措更多是使欧元区变成一个邦联制国家，使欧元更像一个主权货币，而非超主权货币，进而使欧元实际也难以摆脱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所不可避免带来的特里芬悖论，甚至为政治干预货币政策提供了更为便利的通道。如在超主权货币体系下，财政赤字的货币化是缺乏畅通渠道的；而基于公法构建的主权货币，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就相对容易了。同样，主权货币体系下，货币就具有了攻击性能力，所谓的货币战争和汇率战就成为了国家间的内耗式威慑，让本来深陷衰退的各国经济雪上加霜。
笔者认为，欧元区最大的问题是在其体制和机制设计上存在致命漏洞，即这是一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货币体系，无法进行自我新陈代谢，而缺乏退出机制导致欧元区无法对其成员国有足够的约束和威慑。一个只有进口没有出口的系统无法做到吐旧纳新和新陈代谢，大量毒素得不到正常排泄而在系统中淤积，系统就很难健康运转。因此，当务之急是为欧元区构建一套有效的成员国退出机制，如遵循《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等的相关条款，为偏离相关约束条款的成员国提供一套包括熔断机制、清算机制等在内的退出系统，增强欧元区的内生激励相容效应，有效避免欧元的公地悲剧化，进而有助于护卫欧元的超主权货币特征，为货币与政治、货币与权力构建制度性绝缘膜，有效避免互损式货币战争和汇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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