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经济增速放缓未必能改善环境

　　2015年3月22日，2015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姚洋、宋国青、卢锋教授分别就经济增长前景、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总需求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等时下重大而热点问题与上海的专家、校友、微信粉丝及公众展开了互动交流。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

　　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演讲中表示：新常态对发达国家和中国有着不同的含义；通过技术引进、模仿来创新，中国将可以继续发挥后发优势；雾霾等环境问题与中国所处发展阶段、能源结构和环境执法情况密切相关，经济减速并不能天然解决环境问题；在经济下行期间，政府应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反周期操作；经济减速不但难以倒逼改革，反而会使问题丛生。

　　林毅夫在演讲中反驳了四种影响中国二十年百分之八增长潜力的混淆是非的观点。

　　经济减速与环境改善没有必然关系

　　第一个观点是经济减速能改善环境。林毅夫认为，我们改革开放这些年经济快速增长，但同时出现了很多环境污染和雾霾，有人认为环境污染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太快，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是降低增长速度，则增长的质量会提高，环境会好，我想这个观点在社会上非常普遍，不能说我们经济增长和环境压力没关系，但我认为并不是经济增长慢环境就自然会好。

　　一个最好的比较就是中国和印度。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现在印度的人均GDP不到我们的四分之一，过去三十六年我国平均每年的增长是百分之九点七，印度的平均增长不到百分之六，比我们低了将近四个百分点，但是从世界上权威的研究来看，2012年发布的研究，印度雾霾环境恶化的情形比我们还严重，为什么印度的问题这么严重，我们也这么严重？

　　林毅夫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方面是和发展阶段有关，我们都还在中等发展阶段，摆脱了农业经济进入了制造业为主的经济，但是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这是中等收入经济共同的特性。这个时候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能源使用密度高，环境相对农业经济与服务业经济为主的经济体来讲压力更大，中国就在这个阶段，印度也在这个阶段，任何国家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压力都是很大的，英国的首都伦敦被称为雾都就是因为环境问题太大，德国、法国、美国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环境都差不多，日本和韩国在我们这个阶段环境也都非常差，因为既然以制造业为主能源使用密度必然更高。

　　中国和印度还有雪上加霜的问题，我们都是以煤炭为能源的主要来源，煤炭比天然气和石油污染的程度更高，各个地方为了GDP，企业在检查的时候有排放设备，但很多企业只要执法不严就不开。制造业阶段跟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改变，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放缓了GDP的增长，把工厂都关掉，回到1979年的收入水平，这也是不可接受的。要不然的话放缓GDP的增长只是放缓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步伐，从以制造业为主的阶段进入到以服务业为主的阶段的步伐，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恶化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

　　投资不一定造成产能过剩

　　第二种观点是投资造成产能过剩。林毅夫认为，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确实看到了不少产业有产能过剩的情形，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现在的产能过剩是因为投资太多造成的，因此这种观点就是中国必须改变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变成以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确实有很多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筋、水泥、玻璃、电解铝，这些都是建材，如果我们减少投资增加消费，老百姓能够把钢材水泥拿来吃吗？而且如果增加消费减少投资就减少了对于建材的需求，这样产能就会更加过剩。

　　中国现在是继续投资那些产能过剩的行业，产能当然就会更加过剩，可是我们作为一个处于中等发展阶段的国家，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谈到我们现在所在的产业是中低端的产业，如果我们继续进行创新、产业进行升级，不断地从中低端到中高端升级的话要投资，那些投资都是新的，怎么会产能过剩？

　　经济下行时政府应投资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政府不应该投资基建。林毅夫认为，我们现在经济下行压力非常大，也有我们新常态的原因，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从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当中复苏有关，所以造成了我们外部的出口环境不好。出口是三驾马车之一，出口环境不好的话增长速度就慢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平均每年都要出口增长百分之十六，去年我们对外贸易增长年初的目标是百分之七，年末的时候只有百分之三点四，下行压力当中有外部的冲击和周期性的原因，政府该不该采取一些反周期的经济措施？一种是失业救济，一种是基础设施，到底哪一种比较好？失业救济当然比较好，如果做基础设施的投资，投资是需求，也能创造就业，所以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其实是做基础设施的投资要比发失业救济有效。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来了以后我们做了很多基础设施投资，在这段时间里面投资的回报率下降，有人说政府做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所以政府不应该去做，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基础设施需要建设好几年才形成生产力，不像一般企业投资回收马上形成生产力的时间很快。基础设施回报本身有很多外部性，比如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外部性是在什么地方？比如汽车的轮胎保养费可以省下不少，对于企业来讲基础设施完善了以后就不用说交通拥堵。即使这些都包含在内，然后发现政府的投资回报率还是比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低。经济上行的时候企业已经有很高的投资积极性，政府当然不需要投资了，因为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企业没有投资积极性的状况之下才需要政府来做。既然要政府来做，尤其是这些基础设施必然要政府来做，那就要问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时候再来投资基础设施还是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

　　如果经济发展好了企业投资回报率很高，再去投资基础设施不就是投资过热了吗？经济下行的时候民营经济的投资积极性不高，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时候成本低又可以创造就业又可以补贴经济，其实是最好的选择。我在世界银行当经济学家的时候就开始提出了这个观点，当时在国际上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现在国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改变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去年10月初的世界经济展望里面专门提出经济下行的时候是政府做基础设施最好的时候，国际上的一些知名学者比如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的校长也当过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也说美国可能会进入长期经济疲软，他也认为这是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好的时候。

　　经济增长放缓不能倒逼改革

　　第四个混淆是非的观点是经济增长慢可以倒逼改革。林毅夫认为这个看法也值得商榷，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有很多需要改革的，如果经济增长慢了，失业问题可能会增加；经济增长慢了，企业盈利状况差了，很可能就出现破产危险，金融呆坏账也会增加，如果这种情景出现的话，为了稳定社会、稳定金融，政府就会像救火队一样不断地解决这些短期的问题，实际上改革反而不能推行下去，甚至已经做的改革反而又会被取消，继续用政府原来的方式。

　　（本次活动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联合主办，由兴业银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上海国资》杂志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