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不能让中小企业在货币的海洋中活活渴死

　　2015年3月22日，2015中国宏观经济（上海）论坛暨北大国发院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举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林毅夫、姚洋、宋国青、卢锋教授分别就经济增长前景、地方政府债务、杠杆率与总需求管理、“一带一路”战略等时下重大而热点问题与上海的专家、校友、微信粉丝及公众展开了互动交流。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

　　以下是姚洋教授演讲实录：

　　这些年我们的M2增速一直高于GDP增速，不是高一点点，高出七八个点，还有物价方面没有太涨，资产价格涨了，我们的货币流通速度肯定是下降的，而且下降得非常差，这个下降肯定不是我们在金融方面滚动的速度下降了，而且从银行流出去到实体经济的整个过程越来越长，所谓资金发生空转。

　　为什么资金会发生空转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银行为了规避监管部门的一些监管，表内业务挪到表外，否则没有办法活，这个过程当中钱肯定要倒好几道手，这样就是推高了M2的增速。实体经济当中也有一些血栓，房地产行业就是一种血栓，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房地产行业态势，摆在别的国家恐怕也能看到很多房地产企业倒闭，房地产价格也会下来，而在中国这个事情就很怪，房地产行业泡沫是破掉了，但是沫没撇干净，很多房地产企业还在坚持，就是借新债还旧债造成资金的空转。

　　我们用了一万亿来置换地方债，其实就是把短期快到期的债务置换成长期，让它喘一口气。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性办法，要有改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为什么要改呢？主要有两点经常说的原因：

　　首先手段是错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来了资做什么呢？是来搞公建的，修高铁、修地铁、修道路。这些项目社会回报非常高，高铁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整个地理的概念，但是经济回报是很低的，现在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已经盈利了，这个盈利不是已经把资金收回来了，只不过是每天运营不亏本了，仅此而已，但是多长时间能够把本收回来呢？还不知道，所以是经济上的回报率很低，需要极长的时间，能不能完全用市场的手段来做？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考虑的，也是有很大的难度，如果我们要计算经济回报率的话这种公共设施每年也就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但是借款利息可能是百分之七到百分之八，意味着永远还不了。

　　其次是时间错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去借的很多钱都是从银行借的，银行不可能长期借款，但是这些项目的回报周期都是极其长的，只好是借短用长，实在滚不下去了就借新债还旧债，完全形成了资金的空转。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造成我们市场上的信号就非常紊乱，中国货币奇怪的事情就是企业在货币的海洋里面活活地渴死，M2的增速这么快，但是企业付的利率极高，特别是民营的中小企业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利率都是非常常见的，肯定和我们产生的阻碍是有关系的，就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要改。

　　怎么改呢？首先就是政企分开，这是八十年代就有的概念。政企分开就是政府和企业分开，恰恰是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上面就是政企不分的典型，而且是现代式的。我们的国营企业成了市场上的经营主体，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很大意义上是政府的第二财政，特别是当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非常短的情况下，因为多数人是不超过三年的，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届领导的愿望都是多借债，借完以后还与不还，显然就是一个金融财政化的手段，后果当然是极其严重，一方面资金使用效率很低，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我们腐败的温床。改革应该是让这些地方融资平台变成真正的企业，哪怕是国企，先不说民营化和股权多元化，仅仅变成一个真正的国企来经营，也是比现在这种情况要好。

　　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项目其实都不是盈利的项目，怎么去经营？国外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模式，就是所谓的PPP模式，翻译成中文是政府民间的伙伴关系，它的定义应该是明确的，政府给优惠条件，平台拿着优惠条件到市场上去融资，当然，融来的资可能是从政府融来的，也可能是从私人企业融来的，还可能是从国营企业融来的，这样政府借钱是非常清楚的，政府给多少优惠政策，投入多少资金都是一清二楚的，再到市场上面融资。这个项目政府给了我这么多的补贴，经营十年二十年是不是能盈利，大家就会根据市场化的原则进行决策。个人觉得凡是有稳定收入流的项目大家都可以搞PPP，比如高速公路、高铁和水厂电厂等等，最关键的是定义清楚政府和融资平台之间的关系。现在地方政府也开始了所谓的PPP模式，但是总感觉地方政府借此机会又要大干一场，很多地方政府理解的PPP模式就是政府有钱去找一家外面的投资公司再来合营开一家合资公司，这个完全是搞歪掉了，等于是政府为这家合资公司背书造成了债务的膨胀。

　　我们老是说怎么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讨论了几十年，经济学里面也讨论了无数年，我觉得具体到这件事情，就是政府要跟企业切割清楚。有了PPP模式，我们再来谈融资的方式。现在中央政府允许地方政府发这种国债，这是一种方式，因为是国债，可以非常长，也是比较适合于做地方的公共设施。这些钱政府可以拿来投入到融资平台上面，很明确地说我就是这些钱，能不能做自己决定。另一个方式就是把现在的城投债变成一个规范的市场债，因为现在的城投债是这些融资平台发的，发的过程当中政府到底担了多少责任大家不知道，政府肯定要担责任，但是具体担多少不知道，这样就会有很多不清不楚的东西。如果我们实现了这种政企的分离，单个企业说有一个项目要发一个市政债，政府的条件都写得一清二楚，市场的信号就出来了，因为把补贴的部分原来隐性的变成显性的，市场可以对它进行正确的定价，无论是从利率方面还是从期限来说都可以做到很好的定价，这样我们的城市运行就会比现在好得多。

　　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比较高速的发展的时期。我们创造了海量的财富，但一定要未雨绸缪，这一代人老去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能够达到百分之三四已经很不错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么多资金，应该把今天创造的这些收入变成我们的资产，其中很大一部分要变成公共资产，所以我们应该去做这些公共投资，但是现在我们做的这种方式是有很大的问题，希望通过这一轮的清理和改革能够真正实现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改革，同时也在前线界定我们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本文根据速记稿整理，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本次活动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国有资本运营研究院联合主办，由兴业银行、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上海国资》杂志协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