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辩IMF是与非：正方哈继铭 反方林毅夫冯慧兰

　　搜狐财经讯 3月26日到29日“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在29日“对话思想者：亚洲互联新模式”分论坛上，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林毅夫、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Stephen Groff、印尼前贸易部长冯彗兰、高盛私人财富管理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剑桥大学学者Martin Jacques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哈继铭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宏观问题上很强，克服印度尼西亚的过程中做了非常不错的工作。这招来印尼前贸易部长冯慧兰的当场反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做得一点都不好，2008年危机之后采取了一些紧缩的措施，关闭了一些银行，这样的措施和1998年应对印尼危机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印尼的危机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林毅夫显然也认为IMF有其局限，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稳定。”樊纲也补充称“没有哪个机构是完美的”。

　　以下是现场的发言实录：

　　主持人杨锐：美国财政部长月底将要来中国访问，我想问问哈继铭先生，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对这些机构进行改革？

　　哈继铭：90年代初我参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他们判断得非常好，而且也为我这样的年轻人提供了培训机会。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们每个月都要去一趟雅加达，最后我决定在雅加达工作几年。当时雅加达的局势，印尼的局势非常艰难，IMF给印尼开出的药方并不是每个人都赞成的，包括政府的人员，但是最后这个方案执行得非常顺利，虽然对于这个方案有褒有贬，但是总而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克服印度尼西亚的过程中做了非常不错的工作。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宏观问题上很强，但并不是说其他国际组织已经没有发挥余地了，比如说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缺乏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必须取消对于油价的补贴，省出钱来投资基础设施，但是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量比这个大得多，所以必然有这样的空间，就是其他的国际机构或者是新成立的国际机构来填补这个空白。

　　林毅夫：我的观点和您有点不一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挺好的，但是，他们的想法不一定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和稳定。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在宣传资本项的开放，在80年代、90年代、20世纪初期，我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项的开放，它的波动是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低于60年代和70年代，在资本项开放以后。

　　樊纲：首先我觉得不是在全球化和效率之间做一个取舍。我们看到这个地区对于国际投资的需求是非常之大的，再增加一两个金融机构或者是投资机构，必然是受欢迎的，不是说新成立的机构和现有机构之间有冲突，而是增补。刚才林毅夫教授也讲到，大家对于世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现有的国际机构有诸多的批评意见。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力宣传资本项的完全可兑换，完全自由化，危机爆发以后，没人再这样说了。所以，没有什么是完美的，没有哪个机构是完美的，从我的角度来说，出现一些新的倡议，出现一些新的机构，出现一些新的尝试是好事。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找到新的途径，同时并没有拒绝过去的经验教训，过去的最佳实践，已有的机构并没有排斥。我们做一些不同的尝试这是好事，这样能够丰富我们的国际经验。

　　主持人杨锐：您觉得在亚洲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之间会不会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或者是互补的关系？

　　Stephen Groff：我认为这两个银行之间没有冲突，如果看一下亚洲以及全球金融机构的总体状况，这种多边的、双边的、私有的、公有的机构一直在合作。亚洲开发银行我们投一美元要找到其他人再投一美元，其他投资机构也在这样做，而且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是足够大的，有足够的空间让不同的基础设施之间进行合作，关键在于标准，我们投出去的每一美元都有一套标准要到位，我们要和其他人进行协作，首先要为我们这种操作的标准达成一致，无论我们合作伙伴是一个国家的政府，还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其他地区的金融机构。

　　冯彗兰：我也想参与这个讨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印度尼西亚克服危机的过程中做得一点都不好，2008年危机之后采取了一些紧缩的措施，关闭了一些银行，这样的措施和1998年应对印尼危机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印尼的危机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危机。

　　我们提出了清迈倡议，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外汇储备，我们无法动用有效的外汇储备，所以后来我们讲了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但这仅仅是个建议，没有成型。

　　主持人杨锐：日本前首相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同时也要求美国从美军基地撤军。

　　冯彗兰：我讲的不是这回事，我讲的是清迈倡议，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系列的原则，但是还有一些软性层面增加的东西，因为东南亚各国在发生危机的时候，我们是需要有外汇储备来解决危机的，所以，我们通过清迈倡议，把国际标准和我们这些地区的软性的需求加以融合，同时也是遵守了基础的国际规则，我们认为区域性的机构，例如清迈倡议和将来的亚投行，能够发挥一个互补的关系，并且能够帮助打造一个多边体系，而且这是一个双向学习的关系。多边机构也在进行改革，我们也在进行改革，在我们进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一些新的经验也能够提供给多边机构的改革，互相帮助，这是我对于现在这个地区进展的看法。

　　哈继铭：我想回应一下樊纲教授的观点，我同意并没有一个一刀切的解决方案，没有一个放之天下皆正确的经济政策，各国的国情不同，情况不同，当大部分国家不再去谈论像资本项的自由化或者是汇率完全放开的话，中国现在正在谈这样的话，中国在做这个事情。当其他国家已经不再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所以有一些国家放弃了某些政策，对中国来说正好是是一个好的时机来开放资本项目，并且实现更加灵活的开放机制。因为人民币正在发挥与日俱增的世界舞台上的作用，已经是全世界第五大货币了。

　　樊纲：我刚才并没有说各国不应该开放资本项目，IMF那个时候是要求每个国家，不管你国情是怎样的，就得放开资本项目，而且给了一些最后的期限，我认为这样做不对。

　　哈继铭：我的意思是跟你一样的，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一个国家不适合这个政策，另外一个可能适合。

　　Martin Jacques：还有一个是国际金融架构，国际金融体系要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考虑。我并不认为IMF会消失，这些机构不可能消失，他们是有他们的功能要发挥的。但是，他们的功能也是有限的。在历史上，他们助力于发达经济体的形成，他们的力量对比反映是当时美欧的主导权，这样的金融机构、多边机构已经不能再代表今天的世界的现实了，因为世界力量的重心已经从发达世界大幅度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我们需要新兴国家来反映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亚投行的建立抓住了这样的势头，能够抓住这样的变化。

　　亚投行仅仅是诸多的迹象之一，我们会看到巨大的变化，全球金融体系在接下来十年当中将经历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