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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高层有认识到“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来源:搜狐财经 作者:马克

  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于3月26日-29日在海南博鳌举行。期间,围绕“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这一年会主题,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做主旨演讲。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28日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详解了“一带一路”的愿景与行动。

  搜狐财经连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请她谈一下对于“一带一路”的看法。

  “一带一路”并非化解过剩产能

  重化工行业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辉煌之后,现在陷入不景气局面。“一带一路”战略是否能像很多人想象的一样能化解中国的过剩产能?针对这个问题,刘英表示“一带一路”战略对化解过剩产能作用有限。我大致测算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拉动作用和中国的产能转移,发现以钢铁为例,大概只能化解不到10%。而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更多地是让中国的优势产能走出去,比如说高铁、核电、装备等,包括IT,进而带动更多的终端需求,连带整个产业优化,和产业链的升级。比如说“一带一路”互联互通要修路架桥,要基建先行,比如酒店,那里面配备的电器甚至电梯都可以来自国内,所以会带动整个产业链的需求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经济不够发达的所谓“凹陷地带”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以及北非、东非等一些国家经济不够发达,更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优势,物美价廉,比较适合他们。

  谈到具体的产业,刘英认为,“一带一路”是基建先行,先从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做起,其次,也包括能源合作以及信息和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等。互联互通不仅有设施联通,还包括海陆空层面以及地下油气管网等方面。

  高层认识到“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

  以往中国去海外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一些挫折,比如中泰高铁、中缅水电站都并不是很顺利,中国政府有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风险?

  对于这个问题,刘英认为高层已经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风险,对于“一带一路”的风险需要注意防控,包括国别风险、安全风险等。有些国家和地区要特别注意控制风险,包括地缘政治、投资金融、政权更迭等各方面的风险。所以,中国这次选择在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也是为了与包括亚洲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行讨论,充分考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求,这正是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表明中国要与亚洲各国共建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态度。另外,像美国和日本等国家的企业走出去,前期都是金融和咨询机构先行,做足尽职调查,这些也是可资借鉴的地方。

  各国因利益纷纷加入亚投行

  包括欧美国家在内的各国蜂拥加入亚投行,原因是什么?刘英表示,因为亚投行有一个先域内后域外原则,要有75%针对亚洲地区,先针对亚洲国家开放,非亚洲国家的董事席位比较少,所以英国率先加入,这是体现了英国的“超现实主义”,英国首相卡梅伦加入亚投行符合英国的国家利益替代。英国对人民币的信任和对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看好也是原因之一,包括人民币国际化方面,英国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首先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和结算中心,英国还是第一个发行人民币国债的国家,所以不管美国的态度如何英国都要加入。也因此韩国、丹麦、澳大利亚、俄罗斯都在创始成员国大门关闭之前争相加入。

  至于话语权问题,一票否决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股权分配要有一个合理公平科学的算法,中国持有亚投行较多股份是为了尽义务,而从未说过必须要一票否决权。亚投行这一点上与亚开行和IMF都不一样,亚开行里美国、日本占15.6%、15.7%的股份,亚开行行长一直由日本人担任,而美国在IMF和世行里都占超过15%点的股份并且拒绝稀释,由于IMF和世行对于重大问题都要求85%的赞成票,因此美国在这两个机构中都具有一票否决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和金融治理的不平等。

  中国虽然有一股独大的可能性,但并不搞一票否决制,而是采取协商一致的原则,大家一起商量,不仅体现了平等的原则,而且体现了中国给全球一个新的面貌和新的大国责任,给现在的国际金融治理吹了一股新风。

  “一路一带”主力是国家队还是民营企业

  2013年民营企业海外投资的比例占到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45%,在“一路一带”战略中,我们到亚洲建基础设施,建桥梁、港口、道路,主力军会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

  对于这个问题,刘英表示要看具体的项目和行业,具体说来,因为亚投行也是政府间开发性金融机构,首先是投资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资金大,回收期长,虽然不会限定民企或国企,但根据项目和投资期,国企可能性会大一些。而在其他一些领域则未必,像电信IT领域的华为就不是国企。

  丝路基金和亚投行会都引入PPP的公私合营的模式,用杠杆撬动项目,无论是资金还是各方面都希望民资参与。公私合营的模式可以在项目规划前期,最开始过程中就有合作的民营资本进入。这是一种政府行为,也是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模式,比较灵活。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9年欧债危机之后,欧洲有些政府债务率还是比较高的,有些甚至高于60%的警戒线,不少国家政府都有点捉襟见肘,而中国国内是高储蓄,再加上接近四万亿的外汇储备,有这个资金实力,可以转化为投资,来补充基础设施建设巨大的资金缺口。中国作为大国,承担一些为亚洲甚至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责任,帮助这些国家投资,带动这些国家的增长,其实也进而带动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进而促进全球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这很重要。

  刘英认为,“一带一路”一定会增加中国和东盟及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量,而跨境电子商务,也即网上丝绸之路是我们的优势产能,完全可以走出去。像波兰这样国家特别欢迎中国去投资建造物流枢纽,帮助他们发展物流中心。中国现在有包括“义新欧”在内的13条铁路通到欧洲,比海运节约接近一半时间抵达欧洲,就是通关很费时间。包括倡导成立的亚投行在内的多边机构,因为一条铁路涉及到很多国家,这是双边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需要多边金融机构来一起解决。

  投资基础设施不能只看回报

  我们常说投资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比较低,比如高铁,京沪高铁勉强能盈利不亏损,但远远谈不上收回成本。那么投资外国的基础设施,会不会存在亏本的风险?

  刘英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确实是投资大回收期长,也有人在算高铁走出去到底是怎样的回收期,到底是如何收回成本。不过铁路等也算是公共品,有正的外部性,不能单看这一条铁路的投资回报率。刘英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修铁路的时候经济并不发达,所以采取从股票市场融资,发行债券融资的方式筹集资金,此外,铁路周边数公里之内的土地归铁路公司所有,这就带动了美国的铁路建设,从而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带动了整体贸易的增长,所以需要综合考量。当然中国出去修高铁,铁路周边的土地不可能属于你,这是人家的国土。但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公共品的正外部性不是用经济单一指标可以衡量的,所以要算大账。

  有种观点认为,西部基础设施,农村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投资国内,要投资外国呢?

  刘英认为,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希望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来发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作用,来综合拉动国内的内需,通过拉动周边国家的经济增长,进而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

  中国会成为净资本输出国

  亚投行有1000亿美元法定资本,习近平说未来五年内对外投资超过5000亿美金,这样算下来一年1000亿美金,相当于6000亿人民币,对于我们现在64万亿人民币的GDP总量并不大,“一带一路”会有多少投资。

  对于这个问题,刘英表示亚投行其实也可以发挥一种杠杆作用,会相应带动其他资金跟进。中国2014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是1196亿,而对外投资是1022亿,今年是“一带一路”对外投资的元年,应该去过去增长快很多。今年我估计对外投资额会超过对内的招商引资额,中国可能会成为对外净资本输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阶段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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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沈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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