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日央行行长为何给出不同货币政策

　　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的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似乎“道不同不相为谋”。

　　两年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以宽松货币政策为核心的“安倍经济学”，日本央行随即启动了大规模的宽松货币政策以解决通货紧缩，试图拉动已经低迷了二十多年的日本经济。两年过去了，就在博鳌会期间，日本国内的物价水平再度向通货紧缩下滑。3月27日，根据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份的物价指标同比持平，远低于日本央行此前计划的到今年春天达到2%的目标。这也是2013年5月份以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剔除新鲜食品价格波动及上调消费税影响）的最低水平。

　　如果日本的CPI继续下滑，很可能就预示着日本的大规模宽松货币政策失效。面对这种局面，日本央行是否继续货币宽松政策？

　　在28日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前景”分论坛上，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对搜狐财经表示，“我们希望能够抬高大家对日本通货膨胀的预期。” 而且，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们将会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直到通货膨胀的预期达到了2%”。

搜狐财经记者向中日央行行长提问

　　中曾宏表示日本的货币政策有特殊困难性，日本在扩张资产负债表，购买大量的资产，但在通缩的阶段，日本的中长期通货膨胀预期非常低。为了拉高预期，去年10月，日本央行特别表示，将每年的资产购买目标从此前的60万亿-70万亿日圆提高至80万亿日圆，以推高通货膨胀率。

　　日本央行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让日本消费者预期日本物价要上涨，所以对于一些本来要购买的商品，就会尽快地去购买，因而带动消费及投资，进而扭转日本长年消费与投资极度低迷的状况。

　　日本的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劳动力数量减少，老龄化加速，消费欲望也在下降。面对日本经济结构性的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似乎并未达到预期，到目前为止日本实体经济受到的影响并不明显。自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首次启动他称为“火箭筒”的量宽计划以来的七个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缓慢，年均增幅仅为0.2%。

　　但在中曾宏看来，量化宽松政策是有成效的，他在论坛上称“通货膨胀使得公司销售业绩上涨，使得他们可以给工人们加工资。能够鼓励工人们更多地进行消费，这就会使我们进入一个新的良性循环，特别是收入方面。现在良性的循环已经开始出现了，我们希望能够保持维护良性循环。”

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回应搜狐财经

　　这其实得益于量化宽松压低了日本利率，令日元走软，日本的出口型企业取得了利率和汇率上的优势，像丰田汽车这样的大型公司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促使它们在今年春天进行了多年来幅度最大的员工加薪。

　　但与此同时，根据3月19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3月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连续第二个月上升，但是非制造业景气判断指数下跌，反映出日元疲软提振大型出口企业，同时，也造成进口支出上升而拖累其它企业，油价暴跌带来的好处，也尚未扩散至极度依赖资源进口的日本整体经济。在2014年，日本贸易逆差创新高，近12.8万亿日元，部分原因在于许多日本企业选择不利用汇率优势在全球市场降价，而是维持现有的价格水平从而获得更多日元利润。

　　相比推动日本经济结构性调整面临的巨大困难，日本政府更愿意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中曾宏对搜狐财经表示：“我们看到宏观经济现在是改善了很多。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将会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直到通货膨胀的预期达到了2%，而且是处在稳定的水平，我们现在还处在中间。”

　　这与日本央行行长黑田东彦的观点相似。这意味着，即使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日本的量化宽松政策仍会继续。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欧洲央行都在实行量化宽松政策，货币竞相贬值，意图刺激消费和出口。这会不会影响到处在“三期叠加”中的中国经济？中国的货币政策将做什么调整？

　　在中曾宏回应了搜狐财经的问题后，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谨慎地表示，宽松货币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他介绍说，在08年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是反应最快的，也是最率先开始实行经济刺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回应搜狐财经

　　这就是广为熟知的“4万亿计划”。那是08年的G20峰会前夕,当时的政府提出了4万亿人民币(约合5860亿美元)的拯救经济计划，从当年12月23日起，连续多次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基准利率。财政和货币的双宽松政策导致了投资热潮，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在博鳌论坛上介绍，从2008年到2010年中国各级政府实际投资规模高达30万亿。

　　“非常规货币政策，在我看来是为了应对这一轮的全球金融危机。在2008年年底到2009年，一直持续到2010年初，在这个时期我们中国是实施了经济刺激政策。在那个时候货币政策连同财政政策，一起来实施这种扩张型的效果，能够刺激经济的发展。希望能够更快地实现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要快于正常的速度来实现经济复苏。当然，经济刺激的量还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从量来讲是有点非常规的。”周小川在论坛上表示。

　　这些投资在后来引发了诸多问题。周小川对搜狐财经表示：“甚至有些人说，那时候宽松是不是太厉害了一点，以至有一些后遗症，在时间滞后上还会产生一些影响。”

　　他透露，2011年夏天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CPI当时是6.5%。

　　过高的通货膨胀率引发了房价的接连高涨，物价的上扬也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在周小川看来，货币一旦投入到市场中是有滞后效应的，央行投放货币到市场后，流通的货币在相当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宽裕。也就是说负面效应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4万亿”的双宽松政策导致的负面效应，让决策者们此后在选择政策时更慎之又慎。

　　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的，4年过去后，相比当时的通货膨胀，眼下有分析认为中国存在通货紧缩的风险。中国2月CPI同比上涨1.4%，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则同比下降4.8%，连续36个月为负且跌幅扩大，创下2009年10月来新低。

　　周小川在论坛上表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是在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要谨慎、警惕看一下通货膨胀率趋势是不是会继续持续下去，是不是会出现这种通货紧缩的情况。”

　　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下行，“经济如果仍旧不景气的话，货币政策当然主要还是根据国内经济来进行判断，仍旧有余地”，周小川向搜狐财经介绍说，“但是这个余地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宽松，因为我刚才说的中国既有价格方面的调整余地，也有数量方面调整的余地。我们不是在零下界的区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综合运用手段来调节经济。”

　　这些综合手段包括周小川在论坛上提及的“一系列的定量和物价的机制，以及政策工具，来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中国央行新增了抵押补充贷款（PSL）、常设借贷便利（SLF）和中期借贷便利（MLF）等货币政策工具，更能够直接改善信用创造。同时，中国经济现在是“新常态”，周小川介绍说这跟传统的老的常态还是不太一样的。一方面中国逐步实现了利率的自由化，现在已经改革了金融市场，中国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要去依赖一系列的，包括物价机制、定量的政策工具结合在一起的，“是一些常规的货币政策的方法来实施货币政策的”。

　　这些政策的效果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实现。此前，中国央行官员表示央行去年以来进行了两次定向降准，扶持“三农”发展效果突出。

　　相比起年GDP增速0.2%的日本，GDP增速仍高达7%左右的中国经济更有回旋空间。按照“新常态下，以改革促红利，调结构，少刺激”的模式，中国仍可以通过简政放权等经济结构改革释放增长动力。这也是比起结构调整困难只能货币宽松到底的日本央行，周小川更沉得住气的原因。

　　“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判断，包括根据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来进行判断。而不是说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感到有压力。”周小川对搜狐财经表示。

　　以下是实录：

　　搜狐财经：我是来自搜狐财经的记者。请问日本央行副行长中曾宏。日本海会继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吗？同时，面对这么多国家宽松的货币政策，请问周小川行长，中国的货币政策有没有承受压力，将如何应对？谢谢！

　　中曾宏：谢谢！首先，我们日本的货币政策是有特殊困难性的，这可能和欧洲央行的情况比较类似，就是我们在扩张资产负债表，是购买很多的资产。我之所以说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就是在通缩的阶段，我们的通货膨胀的预期、中长期的预期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在这种量化宽松中的，起码能提高大家对长期的预期大概增加到2%左右，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现在还处在中间。

　　与此同时，在美国还有欧洲的央行，我知道你也是非常关心这两个地方的。他们的中期通货膨胀的预期似乎现在是比较稳定的，这是日本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抬高大家对日本通货膨胀的预期。

　　我想这对于经济会有刺激的效应，我们购买了很多的资产，这就意味着实际的利率出现了下降。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宏观经济现在是改善了很多。如果继续下去，我们将会执行量化宽松政策，直到通货膨胀的预期达到了2%，而且是处在稳定的水平，我们现在还处在中间。

　　周小川：问题好像是说别的国家都在采用量化宽松政策，对于中国有没有压力。宽松货币政策是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搞出来的，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首先中国是反应最快的，最率先开始实行经济刺激，以及所谓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有些人说，那时候宽松是不是太厉害了一点，以至有一些后遗症，在时间滞后上还会产生一些影响。其中包括2011年夏天的时候，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CPI当时是6.5%。

　　货币一旦投入到市场中也是有滞后效应的，那时候多了以后，事后市场上的货币还仍旧会保持，相当一段时间还是比较宽裕的。当然我刚才也说了，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的，在国际形势下，特别是触及商品的情况下。如果说通货膨胀继续向下走，经济如果仍旧不景气的话，货币政策当然主要还是根据国内经济来进行判断，仍旧有余地。

　　但是这个余地不一定需要采用数量宽松，因为我刚才说的中国既有价格方面的调整余地，也有数量方面调整的余地。我们不是在零下界的区间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综合运用手段来调节经济。而这个东西还是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进行判断，包括根据结构调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态来进行判断。而不是说国际上别的国家怎么做，我们就感到有压力。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欢迎大家提各种各样的建议，希望我们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