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医疗的根结是医疗体制弊端

　　近日一项民调显示，超四成网友认为自己曾遭遇过过度医疗，而选择投诉并挽回损失的不足两成。卫计委专家指出，未来医改最为关键的是价格调整，提升医务人员的劳务技术价值等服务项目，而把大型检查费用、检验费用降下来。

　　坦率地说，过度医疗现象其实并不需要过多的统计数据佐证，从我们日常的就医经验中就可以猜得大略。以抗生素的使用为例，尽管国际上对抗生素的使用有着相关明确的界定，但是我国一些医生在病人因感冒这种小病而就医时也经常使用抗生素，而且很多以输液的形式。虽然我国近年来也出台了抗生素的使用标准，但这些标准在医院的具体落实仍待努力。小病如此，更遑论涉及到需要医疗仪器检查的大病了。

　　过度医疗的泛滥，并不完全代表中国的医德出了大问题，或者反映了什么中国的文化问题，而是主要由当前医疗体制所决定的就医模式决定的。在我国，诊金通常很便宜，公立医院里，如果不是老专家的特诊，那么即使是教授级别的主任医生，挂号费也仅有几元钱，普通医生的挂号费更低。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以药养医这种痼疾成为普遍的现象，医生开单获取药品提成，大公司的医药代表游说医院的能力也很强。在此情况下，过度医疗自然会发生。

　　有人会说，医生给病人开了过多的药，难道不怕出了什么问题要负责任吗？坦白地说，这种责任目前很难追究。其一，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有时候生病了如果过度用药，短期内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不良反应，比如抗生素，吃多了，眼下有症状的病的确会好，但是后遗症当下可能是看不到的，比如抗药性、对免疫系统的危害，可能需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表现出来，但那时要想追溯责任已是无法认定，也不现实。其二，患者就像是一个个单独的马铃薯，他们目前还无法有效通过相关法律与规定来集体性地问责，集体诉讼的复杂程序以及事故认定的繁琐与公正性问题，令患者打起被动的官司来也障碍颇多，更别说针对某项药品过度使用而主动提起集体诉讼了。

　　当然，也并不是说中国过度医疗的现象不会改变。目前医疗改革正在不断推进，破除以药养医已经是明确的目标。在破除以药养医之后，还应该适当提高医生诊金，改变他们的行医模式，破除行政对医院的管制，管办分离，改革公立医院。同时，应该在法律方面不断保障患者的权利，比如，要让医疗事故鉴定机构变得更加中立，并在更大程度上赋予患者集体诉讼权。并且，对医生要建立真正的责任制，完善医疗资质体系中的吐故纳新机制。另外，普通民众也应该不断增强学习能力，拥有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对一些普通药品的使用方式有一定认识，而不是完全不做任何功课而轻易接受医院的过度医疗。总之，破除过度医疗需要医疗体制与患者医学知识、权利意识的全面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