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同窗忆35年交情：入职巨人月薪1300元 被喊疯子

　　选择：考得上穿皮鞋，考不上回去穿草鞋

　　每个时间渡口，都给渡者提供了选择，甚或是逼迫渡者做一个决断。

　　1977年恢复高考，本来准备上山下乡的一批学生有了新的命运选择。宋军回忆说，“我哥哥是77级的，看他读大学挺好玩，父母也高兴。至于当时读大学跟自己未来有什么关系，没任何感觉。我想对史玉柱而言，也同样是如此。”

　　于是每天下午，怀远一中的同学们还是会相约去踢球、爬山、跑步。

　　而许斌是从农村来的学生，他知道，自己的选择会影响到家里日后的生活。

　　“考得上穿皮鞋，考不上回去穿草鞋”是班主任周良正给班上农村学生上的“紧箍咒”。

　　宋军则稍显随心所欲，临到高考报志愿，宋军说，“我爱玩，报的第一志愿是长春地质大学，回到家里就被我爸揍了一巴掌，‘你知道什么是干地质吗？漫山遍野跑，像个野人。’当时我心里觉得，当个野人不更好嘛。”后来父母还是改了他的志愿，最终他去往南昌的华东交通大学就读建筑专业。

　　“回头看，一个人从小的爱好，是这一世最应该做的事情。我后来真正有能力了，在做的事情，还是跟自然打交道。”他笑嘻嘻地告诉澎湃新闻。

　　1980年，安徽省高考录取率只有3%，怀远一中的高二（4）班当时有60多人，但其中有40多人考取大学。

　　宋军走出怀远县的时候，对外面的世界几无欲求，他更眷恋书中的世界和县城的简单生活。

　　但等大学放假回家之后，他很快感受到在学校读书和留在当地工作的差异。

　　每年放假回家，这些要好的朋友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家轮流请客，到各家吃饭喝酒。“比如我和史玉柱等一些考上大学的同学会谈论在外的校园的生活，但我们谈着谈着就会比较尴尬，因为我们谈的这些，其他的同学插不上话。”宋军告诉澎湃新闻。

　　1980年宋军入学时，华东交通大学建校刚满一年。它不像史玉柱就读的浙江大学，有既成的校风学风。宋军回忆入学时说：“老师都是盼着、赶着同学来，那才像学校。学生立刻变成了校园文化、规则的形成者，学习性、创新性、锻炼性的空间非常大。”

　　宋军这样谈及他的大学生活，“我旷课比较多，跑去参加文学讲座、诗社、体育赛事，那时觉得学习是第二位的。”

　　去年，宋军毕业30周年回校。学校从他们入学时只有200多个学生，到现在扩容至两万多人，将近三万。

　　去留：那时做个概念再广告轰炸，大概能成

　　1995年，宋军从史玉柱红火的巨人集团企划院院长任上离开。“上世纪90年代，只要造一个概念，然后做一个产品，辅以广告狂轰滥炸，事情大概能成。”宋军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我始终觉得那样的事情没有根。”

　　“我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像当时那样走下去会遇到的麻烦是什么。可能我走出来，反而更有空间帮他解决一些事情，也利于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去走一条路。”宋军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他向澎湃新闻回溯起加入巨人的经历。

　　1984年，大学毕业后的宋军被分配到哈尔滨铁路局做管理工作。他在1988年取得了律师资格，并参与建立了黑龙江第一个合作制的律师事务所。90年代初，他靠做律师，年收入已达到十万余元，渐渐有了自己的公司、房子和车子。

　　但到了1992年底，他突然觉得，自己待在哈尔滨没有进步的空间了。

　　1993年春节回怀远，他在火车上听到了时任总理李鹏到珠海访问巨人的新闻。“我想，哎呀，这小子现在做这么好，我要看一看去。到家乡后，我正好有个同学的弟弟跟随史玉柱创业。他带来了《巨人报》，我没想到我的同学发展得这么好！”他向澎湃新闻记者感慨道。

　　春节没在家待几天，他就赶赴珠海。二人一见面，史玉柱相当吃惊，忙问，“你怎么来了？”

　　当晚二人在珠海住一间房聊天。“聊完我能感觉到他缺人，但我觉得还要考察巨人和史玉柱到底会怎样。”宋军说。

　　到1993年4月，宋军从北京带了一批经济学家和媒体圈人士去考察“巨人现象”。他们不约而同告诉宋军，“小史这个地方以后有发展，你可以去做。”

　　于是，宋军这才递上“投名状”，并表示不介入巨人日常经营管理和销售，而是单独成立了一个巨人企划院，具体负责巨人的战略、发展、规划。

　　当时，宋军就给史玉柱献计，建议巨人集团成立双总部，珠海是生产、研发基地，在北京成立另一个总部，重点做战略形象，以及社会资源和政府公关。

　　史玉柱只能给他提供1300元的月薪。离开哈尔滨时，宋军第一次听到别人叫他“疯子”。

　　陪伴：谷底时交往最多，以后每年结伴出国

　　1995年宋军离开巨人的时候，实质上史玉柱手头并不宽裕，可还是给了他40万元作为创业启动资金。“我跟他说，以后这公司有你的一份，他说不要。”宋军回忆道。

　　宋军觉得，史玉柱为人简单、不设防，同时情商非常低，不善与人打交道。

　　史玉柱做公司，广告投入巨大，但在个人消费上却显得“抠门”。他坐拥上亿身家后，还是穿着巨人的制服、衬衣、领带。宋军说，“他买的最贵的衣服，还是我太太在香港逼他买的。”

　　到1999年，那时史玉柱的公司年利润过亿。二人第一次结伴去法国时，史玉柱的女儿跟他说，“爸爸，帮我到卢浮宫带一个雕塑，我知道你舍不得买大理石的，买个石膏的就可以。”

　　他们先到了罗马，当时看到一尊雕塑标价约两万美元，宋军就劝他买，可他舍不得。到了巴黎卢浮宫，适逢卢浮宫闭馆，史玉柱说，那太好了，不用买了。到最后，二人去吃海鲜，宋军发现他把海鲜的贝壳留下了，史玉柱后来向他解释说，带回去给女儿做礼物交差。

　　同时，宋军又发现，史玉柱是极自尊的人，被别人看不起的时候，他会承受不了那种目光，这也解释了他之后背水一战的决意。

　　宋军记得，最早在珠海，巨人代理销售一家新加坡合作方的电脑，结果出现纠纷，有些货款尚未及时偿付。

　　当时双方开董事会，史玉柱跟合作方说，按照巨人的销量可以做到，钱一定会还。对方接着质问，那还不了怎么办？史玉柱于是用人格担保一定会还。对方又问，那你人格值多少钱？

　　这让史玉柱非常愤怒，坚决要和对方解除合作。起初促成双方合作的中间人百般劝说也没让史玉柱回心转意。“当时分手对他损失非常大，但就因为这句话，他坚决不干，就分开了。”宋军说。

　　宋军谈起和史玉柱的关系时显得充满感激，“他是我的同学、朋友、老师。同学和朋友是指中学时代和后面几十年的交往，老师是指我在巨人，跟史玉柱学到非常多的东西。”

　　他说自己从史玉柱身上学到除了大战略、大手笔，还有忍耐力。

　　他认为，史玉柱的忍耐力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当年他负债累累，被逼债，从声名鹊起，后来跌至谷底，一个最成功者变成了中国最有名的失败者，这种反差带来的心理压力很大。谁都认为他不可能再起来了，他依然留着执念。

　　1997年年初，巨人大厦未按期完工，只建至地面三层的巨人大厦停工 ，巨人集团已名存实亡，但一直未申请破产。

　　“他在谷底时，我们俩反而是交往最多的。”宋军说。

　　1997年9月，史玉柱突然飞到北京来找宋军，“我那时的公司在一个小巷子里，只有五六间房子。我们俩坐那里聊天，到临近吃饭的时候，他说，‘哎哟，我突然忘了，今天是我生日。’我当时赶紧去订饭，就在我公司边上，一个四川人开的餐馆吃的饭，我让公司的姑娘给他买个礼物，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给他买了一对袖扣和领夹。我心里其实非常难受，那时正是他的低谷期，他不愿意一个人在上海过生日，就跑到我这里了。”

　　后来，他们每年会结伴出国，每个月都会见面。

　　模仿：招人无经验者优先，绝不背债玩金融

　　揣着40万元，宋军成立了自己的九汉天成公司，主营保健品中华灵芝宝。上世纪90年代异常火爆的保健品市场，让宋军赚了不少钱。2004年，宋军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成立阿拉善SEE 生态协会，致力于沙漠生态环境治理。

　　宋军承认，他在自主创业的途中，借鉴了史玉柱的一些管理方法。

　　据宋军观察，史玉柱带出来的人，基本之前都没有工作经验，像刘伟、程晨。年轻人像一张白纸，可塑性强。

　　于是他的公司在《南方周末》打半版广告招人，启事上写，“大学毕业一到两年，无工作经验者优先。”报社的工作人员还特地问他，无工作经验是不是写错了？

　　宋军也学史玉柱的柔性“剥削”，在公司旁边建宿舍，设立食堂负责员工一日三餐。员工晚上工作到九十点才回宿舍，工作投入和效率比较高。

　　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宋军总结史玉柱第一次倒下去，是因为冒进和高负债。所以他那么多年做企业，宁愿规模小，也从不负债。

　　“我做企业那么多年，从来没向银行借一分钱。我后面做的公益项目，更多是试验性的，偏重社会责任。我用自己的钱，（如果）失败了，笑一笑，我自己担。但如果是银行的钱，我就压力大了。当资金特别紧张的时候，我会跟我特别好的朋友借，而且我知道，这些都是我可偿还的范围。我一定不会走金融资本的道路。”他说。

　　宋军说，这是从史玉柱身上吸取的教训。

　　他的企业也曾遇到低谷，为了做生态、公益，把赚钱的业务都停了，结果搞得企业非常狼狈。宋军当时倒是异常平静，“这种平静和坦然可能就是从史玉柱身上学到的。真的做倒了，也没什么，因为不欠别人的。”

　　2007年前，史玉柱尚未涉足网络游戏“征途”。宋军认为，那时史玉柱在巨人的份量是90%，而在他自己的公司，这种比例则是倒挂的，他至多占30%~40%。

　　“史玉柱说，做企业家就是要工作工作再工作。我正好反过来，我就负责定战略，操作让团队的人去做。”宋军说。

　　史玉柱极其严厉，比如严禁办公室恋情。宋军则会鼓励员工内部解决，“那时公司两个经理结婚，我送了一对欧米茄金表。20多年来，我们公司员工结婚应该有好几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