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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车与出租车血战:互联网+撬动传统产业利益

来源:中国企业家杂志

  专车与出租车血战:互联网+探针触痛这个利益板结的社会

  “互联网+”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将获得堪比工业革命的势能,2015年恰是新旧力量角逐的状态切换期,围绕出行行业的对抗,只是一个小注脚。

1453 年,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革新了活字印刷术,但在法国,因为受到抄写员行会抵制,巴黎引进这项技术推迟了近20年。

  1453 年,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革新了活字印刷术,但在法国,因为受到抄写员行会抵制,巴黎引进这项技术推迟了近20年。

  17 世纪 60 年代 ,荷兰南部的小手工生产者反抗织布机,令一次可生产 12 — 14 条带子的织机投入工厂大幅度减少。

  1811年,英国诺丁汉地区掀起“卢德运动”,愤怒的工人砸毁了大量机器 ,之后演变为暴力冲突。与所谓“卢德分子”作战的英军数量,曾一度超过了在伊比利亚半岛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军总数。

  19世纪末,美国很多州都有歧视汽车的法令,加利福尼亚州圣拉菲尔镇曾颁布法令,要求汽车司机在任何过路马匹的300英尺以外停车,即使如此,也无法消除马车铺老板对汽车满满的恨意,他们常常唆使儿童向汽车扔石头。

  1990年代,一批日本医生曾强烈抵制使用口服避孕药,并伪造了耸人听闻的副作用,真实原因是他们受益于流产手术。

  2015年,中国,在沈阳、天津、深圳、北京等多个一线城市发生了出租车、专车与交通部门的摩擦对抗。最近几次冲突中,上演全武行,天津专车司机有的在后备箱中带着电棒防身,而北京疑似“黑车”司机拒绝下车,执法人员动用铁锤破窗。

  科技改造生产与生活,由此遭遇抵制,各种版本的故事几乎与科技史一样悠长。新技术会打破旧秩序,让未来充满未知,动荡不安,传统的价值观与职业习惯也都可能土崩瓦解。不仅会威胁原有从业者的工作岗位、令其技能加速折旧,还能挫伤他们的自尊。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专车,其实并没有在互联网底层技术方面做出突破,它们只是将技术应用于行业改造,重新匹配供需资源。类似改造与匹配将获得堪比工业革命的势能,这就是“互联网+”震撼社会的原力。2015年恰是新旧力量角逐的状态切换期,冲突与焦灼不可避免。

  并非所有变化都会引发对抗,例如虽然在杂志社工作,对那些朝气蓬勃的新媒体同行,我唯有献上膝盖,即使梦中也从未想过去把人家服务器拆了。电商虽然将零售冲击的七零八落,张近东也不过就税收和发票的事上个提案,苏宁本身还是向互联网转型的急先锋。乐视以颠覆者自居,反而赢得了很多传统电视厂家的尊重。各种到家服务影响了饭店、4S店、美容理发店和其他各种店的生意,也没见店主们拎着刀出来拼命。不难理解,在竞争充分的领域,“物竞天择”的结果较为容易接受,区别仅是这一次遇到洗牌的不是某家公司,而是全行业。

  可随着“互联网+”继续下探,进入官方话语体系中常用的“深水区”,对抗就会接踵而至。虚拟与现实大融合,要解决的就是各种痛点,而痛的不能再痛的点,几乎全部存在于各种权力、利益纠葛的垄断体系中,例如教育、医疗、金融、能源、出行等领域。去年发生的四大行封杀余额宝,广电广电总局要求TV版客户端App下架,都折射出“状态切换期”的特点。

最近的出租车与专车大战,则又有了新特点。它是冲突的“C2C”版本或者“C2B”版本,而不是“B2B”版本,这恰是因为“互联网+”又向下探了一寸。

  最近的出租车与专车大战,则又有了新特点。它是冲突的“C2C”版本或者“C2B”版本,而不是“B2B”版本,这恰是因为“互联网+”又向下探了一寸。

  所谓颠覆者,初期减少摩擦系数的最佳方案,是先将自己包装为改造者,想清楚哪一块蛋糕是不能,至少暂时不能动的。无论滴滴快的、神州租车还是uber,都意识到传统出行体制已经板结,无法通过改造制度来提升用户体验。例如你不能通过重新申办一个出租车公司,向司机收取更低的份钱,给乘客提供更快捷更便宜的服务。但在板结的体制中,服务提供者有相对的自由,以及足够的怨气,因此他们是可以重新激活的资源。

  医疗领域也是如此,春雨医生、丁香园等都是从“自查+问珍+挂号”切入,因为医生的资源是可以组织的,而医院资源则很难。据说春雨也尝试与医院进行更密切合作,但能选择的第一批伙伴,还是以民营、莆田系医院为主。

  不过,高频消费能带来流量,却不一定能带来高毛利。获得规模之后,就必然要追求利润,如同撑开了麻袋口,就要向麻袋里装东西,专车是自然而然的选择。集中社会化资源,碎片化时间,也是2015年“互联网+” 对现实商业改造的焦点之一。

  当“+”到这一阶段,完全不触动存量利益已不可能。出租车公司与执法部门自然不满,就出租车司机而言,那些打车软件公司也不再仅是“解放者”,至于Uber,一开始就是入侵者。

  虽说大势所趋,顺者昌、逆者亡,但我们不能责怪抄写员、纺织工人、马车夫司机和日本医生,也不能责怪出租车司机。每个个体面对改变都会做出应急反应,没有人真正抗拒变化,人们真正抗拒的是在变化中对生活失去控制。当恐惧演化为愤怒,就需要一个具象的宣泄口。

  历史上每一个“状态切换期”,最终充满活力的市场新力量都会在完善制度中发挥巨大作用,灰色地带也会变为白色地带。但监管部门不能静待这种变化自然发生,长期态度含混,一方面会让改造大大减速,另一方面也会让个体承担非必要损失。

  英国公司制度从特许制到注册制,虽经历几十年争论,但在立法上有明确的时间点,就是1844年的《合股公司法》。任何博弈,都需要一锤定音的时刻。

  “互联网+”要创造新商业与生活范式,必然会有公司承担“推门”的角色。这扇沉重的大门,由之前数轮沉淀的垄断利益所铸成的—它们曾经也是进步的力量,但今天阻挡了阳光。推过类似大门的人都会有感触:最初门如此沉重,需要很多人的合力,才能打开一条缝,偶尔还会有反弹,将推门者撞成重伤,但当门越开越大,就会自动开启。

  那些推门者所要掌握的技巧是,即要出力,又要坚持到门产生自动力的时刻,还必须要接受为了对难些尚难以界定权利的必要限制。

  “一个时代最终统一的力量,在于它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急迫的要求、阻挡社会和平或进步的阻碍、对司汤达所说的新艺术的需要”,在《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500》一书中,作者雅克。巴尔赞如是说,“对于这一切,思想敏锐的人不可能视而不见,每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都努力达到时代的这些要求,或是以某种方式阻止其实现,方法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迎接历史的挑战。”

  这段话,在商业史中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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