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富差距已达最高“临界点”

　　本世纪金融危机已过去数年,全球经济仍在艰难复苏，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已达最高"临界点"。

　　国际发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此前发布报告预计，到2016年，占全球人口1%的最富有人士将比其他所有人更富有，财富超过其余99%的人财富总和，财富占比将由2014年的48%增至50%以上。

　　乐施会上述报告预计，到2016年，1%的最富有人士的人均财富为2700万美元。报告还提到，不计1%的最富有者拥有财富，2014年剩下52%的财富之中，46%的财富都由其中占比20%的最富有人士所有，其他80%的人只占有5.5%的财富，人均财富3851美元。

　　经合组织5月21日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在经合组织34个成员国中，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0%人口收入的9.6倍。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还是7.1倍，在本世纪头十年则是9.1倍。"

　　2014年西班牙财富排名前100位的富人资产总数升至1644.24亿欧元，较2013年增长9.2%，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5.6%；而年收入少于8000欧元的穷人数量增至1300万。西班牙贫富差距日益加大。

　　意大利贫困人口近年来增加了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意大利最富有10%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最贫穷10%人口高出11倍左右；占整体人口比例20%的最富裕人群占据着61.6%的社会财富，而最贫穷的20%人口仅享有0.4%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愈发严重。

　　尽管德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良好，但经合组织在报告中指出，过去几年，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在显著提升。有40%的德国家庭没有从国家发展中受益。此外，10%的最富有德国人占据60%的家庭净资产。包括中产阶级的底层，例如技术工人，也处于社会财富金字塔的底层。而恰恰是这些被抛在后面的中产阶级，长期以来被视为德国经济的增长引擎。

　　初入社会的意大利年轻人则"当仁不让"地成为贫富差距扩大影响最严重的"受害者"。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由于无法获得稳定的收入和就业机会，近700万35岁以下意大利年轻人仍然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大多数20岁至45岁的青壮年人群形成了"共识"，选择"背井离乡"前往他国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意大利媒体对此感叹，"意大利正在失去未来的臂膀和大脑"。

　　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在经合组织此次发布的报告中被点名。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伊曼纽尔•沙斯2013年9月发表了名为《美国高收入者的演化》的论文。论文通过分析自1913年以来美国国家税务局的税收数据，显示过去30年收入不平等程度在美国一直呈攀升态势。

　　2009—2012年，美国平均家庭收入上升了6%，但是这个收入增加分布极不平均。在这段时间内，最富有的1%的家庭收入上升幅度达到31.4%，而其他99%的家庭收入增长仅为0.4%。

　　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去年年底的一份报告中就指出，美国的贫富差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贫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其他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也同样落后。

　　经合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在报告中称："我们达到了临界点。经合组织国家的贫富差距如今达到我们开始测算以来的最高水平。"贫富差距不仅影响社会凝聚力同时也损害经济增长。

　　经合组织警告称，长期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仅将影响经济长远发展，还将带来社会与政治问题。在一些西方国家，由于经济低迷和贫困人口增多，盗窃、抢劫等刑事案件不断增加，对社会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素有"股神"之称的美国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认为，贫富差距拉大是市场经济发展后的必然结果，富人有钱并非穷人之所以贫穷的原因。

　　巴菲特指出，许多人都活在"美国恶梦"当中，虽然努力工作、谨言慎行，但所得却仅能糊口。在 1982 年，有 15%美国人所得低于贫穷线，而到了 2013 年贫穷人口的比重也还是有 14.5%，显示美国这些年虽然国力日益强大，但穷人却并未受惠。

　　事实上，在美国，贫富差距并不是一个新话题。1964年1月8日，第三十六任总统约翰逊面对当时美国高达19%的贫困率，在国情咨文报告中提出"向贫困宣战"的口号，并颁布多项政策来缩小国内贫富差距。
　　
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与财富不均问题。

　　密歇根大学公共政策系教授丹齐格表示，最初决定向贫困问题开战时，联邦政府是希望首先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并辅以健全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来减少贫困，"而实际上，过去几十年经济迅猛发展，但贫富差距问题依然存在，而仅靠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来减少贫困，是远远不够的。"

　　华盛顿大学社会福利系教授马克•兰克撰文对美国的贫困现状进行了不同以往的解读：

　　首先，大多数美国人都可能经历贫困。研究发现，约40%的美国人在25岁至60岁这一年龄段中至少会有一年时间收入低于官方贫困线，54%的美国人会至少有一年时间陷入贫困或接近贫困(即收入低于贫困线标准的1.5倍)，而如果加上使用福利、收入接近贫困和失业等条件，那么80%的美国人都会遇到上述一个或多个问题。

　　其次，在地域分布上，贫困呈现分散性。再次，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其实极其脆弱，且漏洞百出。最后，研究表明，贫困终究是国家在经济和政治层面出现失败的结果，大多并非个人原因造成。
　　
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如今贫困已成为美国的主流，而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问题不是我们是否会经历贫困，而是何时经历。"

　　贫富分化还有政治上的后果。美国布鲁金斯学会政府治理研究项目主任达瑞尔•韦斯特在对美国的超级富翁群体进行分析后认为，财富的集中让占据金字塔塔尖的1%群体拥有对选举、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超乎寻常的影响力。

　　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平问题形容为"我们时代最关键的挑战"，并试图让自己"有所作为"。

　　奥巴马一直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减少不同性别之间工资差距，让民众负担得起大学教育。但这些经济结构性问题没有取得多大进展。每当奥巴马提出这些问题时，总会遭到对手的强烈反对。

　　奥巴马总统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口不再是拿走全部收入的1/3，而是拿走了一半。过去，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水平大约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已高达273倍。"

　　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因美国中产阶级工资停滞不前、富人财富暴涨的问题进行激烈讨论。他们普遍担忧，消费能力差距使得美国低产及中产阶级无力提高其生活水平，而股市中80%的财富由占美国人口10%的富人掌控。这就意味着，股市的收益仍将流向富人们。总之贫富差距扩大正在"侵蚀正在好转的美国经济"。

　　巴菲特强调，穷人绝对不是因为富人有钱才陷入贫穷困境，而多数富人为美国作出卓越的贡献，的确值得拥有这么多的财富。
　　
巴菲特认为，一国的经济政策应该有两大目标。首先，在富强的社会中，所有愿意工作的人应该都能获取足够工资，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第二，任何达成第一项目标的政策，都不应扭曲整个市场体系。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谈及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平问题的影响时表示，"不公平很可能是造成美国经济陷入乱局，且无法恢复正常经济秩序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他说，现在的美国人比经济危机前平均要穷得多。不公平问题迅速恶化，不仅大幅拖累民众收入，也连累经济表现。

　　很多人将原因指向税收，认为是对富人收税过低才导致了这种局面。尤其是巴菲特指出，他的纳税率比他的秘书还低，让很多人似乎看明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所在。

　　但是对皮凯蒂提出，对巨额财富以累进税制征税的建议，《纽约时报》的著名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却认为这只是一种乌托邦。

　　为什么？因为在不少人看来，对富人征税太多，不利于他们投资和创造就业，不利于经济前行。根据著名的"涓滴理论"（trickle down effect），政府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而应该通过富人更多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才能使穷人受益。

　　很多西方人对富人加税不认同，一些人认为奥巴马所提"巴菲特税"是玩"政治把戏"。在美国和英国，关于给富人加税引发的全国性大辩论，也没产生可行的措施。

　　在美国，华尔街游说国会，居然把银行和各种金融机构为别人资本理财的工作收入，也算成是资本增值所得，从而享受15%的低税率。再加上各种逃税避税的漏洞，这才出现巨富巴菲特的税率低于秘书的情况。

　　而在中国，经过税收调整后的基尼系数甚至比税前还要高。这是因为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务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累退税，低收入者的税负比例比高收入者更高。

　　人们总是擅长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自从经济全球化缓解贫富差距的天使形象被无情的事实击溃以后，经济全球化似乎一夜之间也成为了恶魔。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开始指责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贫富悬殊。从本质上来说，经济全球化只是客观规律，本身并无利害可言。只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不同的参与主体运用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战略权谋，从全球化中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

　　而这一行为导致了全球化收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出现较大的偏差，即所谓的贫富差距扩大。联合国的报告就指出了全球化的收益绝大部份都流入了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口袋。

　　全球化时代，一种产品不但可以在国内卖，还可以在国外卖，市场的扩大带来成本的降低和利润的增加，但这种利润更多分配给了母公司的企业主和高管，而不是参加生产过程的普通劳动者。这是因为资本可以全球流动，劳动者却不能，资本总可以在全球找到成本更便宜的地方。

　　从国别贫富差距来看，从全球化收益中获取更多利益的关键在于拥有足够的话语权，而拥有话语权的关键在于自身资源禀赋的垄断。

　　具体来说，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和资金是独一无二的，任何发展中国家都有求于发达国家。但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是绝对的。

　　发达国家同样会有求于发展中国家，只要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资源具有不可复制性，如中国和印度的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中东地区的石油资源等。利益分配的关键在于大家如何利用这些资源。

　　但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发达国家所有的核心技术和资金毕竟属于高级的生产资料，其优势比较明显，因而在发达国家拥有这些资源的富裕阶层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从国内贫富差距来看，亦有很大的相似性，谁拥有优势资源，谁就能成为富裕阶层。只不过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优势资源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发达国家更注重的是技术和战略眼光等高级生产资料。

　　而囿于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生产状况，高级生产资料未必能立即转化为生产力，而人际关系、小道消息、利用手中的职权可能收效更佳。

　　正如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所言：绝大部份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

　　其实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依靠优势资源获取更多的社会利益都面临着社会不公的问题，区别只是不公的程度不同。

　　发达国家依赖更高级的生产资料在当期获得更多的利益，使不同阶层受教育的机会出现分化，从而影响了未来起点的公平；而在发展中国家致富的手段，如利用人际关系和行贿等本身就源于社会不公，结果更加深了社会不公。

　　另外，跨国公司的管理范围越来越大，管理层承担的职责也越大，相应的收入也越高。而普通员工的职责范围并没有多少变化，加上很多工作被计算机所取代，收入水平无法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近年来风起云涌的互联网和知识经济也加剧了贫富分化。这一产业利润极大，创造的就业却不多，这使得财富更加集中。Facebook上市后估值超过1000亿美元，但只雇佣不到3000人，而传统制造业的代表通用汽车市值为350亿美元，光美国本土的雇员就有7.7万人，全球则有21万人。

　　而科学技术最终还是属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100年前，穷人家的孩子可以中途辍学，靠自我奋斗而成功，但在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小。税收的调节作用失灵，同样加剧了贫富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