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军：拆分式的国企改革没有出路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几个方向：一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央文件称，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二是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出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可称之为从“管企业”转向“管资产”。三是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承担社会责任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改革实践看，国企改革的推进速度并不快。迄今比较热门并有明确行动的，是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国资委提出，国企改革要打破“五种界限”，即所有制、层级、系统、产业及国界限制。但从现有混改的实际操作来看，混改的核心是希望把社会上的钱“圈”到国企那里，帮助国企发展。在政策上，2014年曾有官员透露，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办法已讨论通过。但此后一直未见相关办法出台。反倒是地方政府比较积极，全国已有超过30个省市出台地方国企改革方案。

　　各地的国企改革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归纳起来的要点包括如下几种：（1）开放式改制重组，即通过业务、资产和债务等要素来进行改制重组；（2）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这是通过上市来实现引入投资者，实现资产股权运作；（3）员工持股，这是是备受关注的混合所有制实现形式；（4）引入并积极开展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产权制度改革；（5）引入战略投资者。在不同的改革思路之下，还需要设计出多种具体的改革措施。

　　在现有的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来看，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帽子之下，分解出了许多种具体的改革领域和改革方式。这种做法相当于把一次改革分割成几百个改革，什么限薪令、什么混合所有制、什么管理层收购、什么国资改革……模式繁多，办法众多，但真正推进起来则困难很多。在这种细分式的改革之下，改完一种内容，还需要改革另一种内容，一种一种改下去，简直成了漫漫长路。

　　比如某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一直处于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第一方阵。去年该行曾发布公告称，作为上市公司，已形成了国有资本、社会资本和海外资本共同参与的股权结构，具备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特征。正在积极研究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可行方案。而新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重点还是在收入改革，比如内部激励机制、员工持股等。不过，今后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如果重点都放在了收入改革上，国企的限薪令改革也就会被废了“武功”。

　　据了解，在国企中推动央企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的阻力很大。据海外媒体报导，今年5月，国务院领导曾把28家顶级央企——在国内、境外上市的金融、石油、电力、航空类企业的86名高管请到中南海，交换关于国企薪酬的意见和中央限薪令下达后的执行情况。国务院领导表示，国企高管大多数的薪酬已经与国情、经济、平均收入大为脱节。国务院领导还列出了国企高管阻碍中央限薪令的4种表现：（1）表面降薪酬，实际升津贴、福利、职务开支。（2）设两本账，内部一本，应对上面一本。（3）策划煽动管理层以消极怠工、辞职、请长假来抗衡、反对。（4）搞上书，要求设三至五年宽限期、适应期等不合理要求。为了改变这种抵制改革的情况，据称国务院领导为此还发了脾气。

　　当前国企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是因为改革的方式选择出了问题，不应该将一个国企改革拆分成几百个改革。对比起来，安邦咨询数年前提出的以共同基金改造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应该更为可取。如果以共同基金管理国企资产的方式，这是将几百个具体的改革浓缩为一个改革。从改革角度来看，哪一种改革更好一些？更有可操作性？比一比就一清二楚。问题在于，国企改革的难度不是改革本身，而在于改革就是体制内的特权——哪个能改，哪个不能改，这并不是由市场也不是由某个政府机构决定的，而是一种“命运”使然。

　　拆分式的国企改革是没有出路的，以共同基金方式推动国企改革，这是更有效率的改革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