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功臣万里同志

　　据澎湃新闻从万里之子万伯翱先生处了解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于7月15日12点55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9岁。

　　“要吃米，找万里”

　　1916年出生的万里对于安徽人有着特殊的意义。1977年，万里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大刀阔斧，“清帮治皖”。随后，他又支持和鼓励小岗村包产到户，并在全省推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闯将。当时，甚至有“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邓小平也曾说，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的改革始于安徽，万里同志是有功的。

　　前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纪念文章曾记录了这句话的出处，他写道：

　　万里同志是山东东平县人，早年参加革命，解放前担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解放后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国家建设部部长，北京市常务副市长，领导和组织了建国10周年北京十大建筑工程建设。文化大革命期间惨遭迫害。在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并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他又受命于危难之时，出任铁道部长，协助邓小平同志抓铁路整顿。粉碎“四人帮”后，万里同志被派到农业大省安徽省任省委第一书记。安徽曾受到极左政策的严重破坏，本来的产粮大省弄得许多农民没饭吃。

　　万里在安徽经过大量调查，对农村农民的问题有了深刻了解，他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当有些地方暗地搞包产到组的事情汇报到省委后，万里同志立即批示“我看可以试验。”1979年2月初省委又开会专门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不少人因为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挨过批判，不敢表态。万里说：农民普遍希望包产到户。过去批判过的东西，未必是错误的，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试验，我主张在山南区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山南区的试验很快见到成果，并传到别的地方，滁县地区很快就有17%的生产队包产到户。农民说，大包干就是好，保证一年能吃饱。1979年虽然安徽遇到旱灾，但农民积极性高，粮食还是增产了。当时还在国务院主管农业的陈永贵说万里是“好行小惠”。安徽干部却说：几千万人有了饭吃，还卖余粮给国家，难道这是小惠吗，与国与民都是大实惠。

　　后来，包产到户在全国引起争论，农民暗里悄悄地搞，干部装不知道，怕说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志同万里谈话时，充分肯定了安徽的做法。同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另一次谈话中又一次称赞安徽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他说：“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由于当时国家农委的主要负责人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中央于1980年3月调万里同志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万里上任后，首先组织农口各部门大批干部赴各省农村调查，倾听农民意见。

　　调查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农民和基层干部赞成包产到户。已包产到户的增产明显。

　　在摸清全国情况的基础上，万里主持召开农委党组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统一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万里批评了左倾残余思想在农村改革上的表现。认为不肃清“左”，农业永远不能翻身。

　　之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一系列文件，总结了很多经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将包产到户规范为双层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中国推广。万里同志还领导制订了五个“一号文件”，使中国农村改革有序前进，创造出了举世震惊的奇迹——八亿农民平稳地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谱写新的篇章，农业连年丰收。

　　万里担任副总理后，仍然主管农业，对全国农村改革把脉定向，对农村工作作出过许多精辟指示。他在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期间，还为全国农村发展制定了一些法律，尤其是他提出要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长期不变写在宪法中。这个意见，在修宪中被采纳。

　　为了支持、引导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在万里主持下，党中央、国务院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各地看到承包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已经吃饱了肚子，并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永远都不会忘记在关键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创造出经验、争得自主权的万老。

　　“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在今年两会上，万里的儿子万季飞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会开幕时，他坐在人民大会堂里，心里很为父亲自豪。因为1958年时，万里协助总理周恩来兴建北京著名的“十大建筑”，其中包括人民大会堂。

　　20世纪50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也可视为当时的国家十大建筑，它是建国10周年的献礼工程，是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首都北京大兴土木，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国庆工程，由于这项计划大体上包括10个大型项目，故又称“十大建筑”。

　　1958年9月6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了北京1万多名建筑工作者开会，作关于国庆工程的动员报告。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之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创作。建筑专家、教授、工人、市民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们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并结合工程对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多种规划意见。1959年2月，当时的“十大国庆工程项目”最后确定。

　　根据万伯翱回忆说：“修建人民大会堂周总理任总指挥，但他主持国务院工作，实在太忙，大量的具体工作就由万里承担。”

　　仅用10个月，“十大建筑”就竣工了，毛泽东同志还专门称赞万里：“别人是日行千里，而你是日行万里。”

　　“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

　　1993年，从政60年的万里经多次主动要求，中央批准，走下政坛，开始离休生活。离休后的万里对自己的要求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万里最反感的就是“扰民”，在任时他就喜欢轻车简从下基层，对兴师动众、前呼后拥的做法极不赞成，退休后更是这样，有时到下面去，当地的主要领导都要来看望他，这让他很不安，他说:“你们都很忙，我现在是个闲人，不要因为看我影响工作。”

　　当时万季飞说，父亲工作时兢兢业业，退下来后，像普通人一样安安静静地生活。“他打打网球、桥牌，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万季飞当时告诉记者，父亲今年已经99岁，身体状况比较平稳。万季飞说，父亲年纪大了，需要更多精心照顾。

　　但即使是退休后，万里也一直努力为坚持改革开放的干部保驾护航。

　　据万伯翱回忆称：“当时有人否定广东改革开放，老爷子很生气：你们把广东人民改革开放的成果放到哪去了？我听过老爷子说，特区的事就是要特办。老爷子每次接见梁广大、梁湘等人都非常高兴，评价他们是改革开放闯将，是勇敢的人。他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革家。2002年春节老爷子最后一次去广东，有点英雄暮年的意味，他说我来跟广东人民告别。整个春节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待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了。老爷子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一定要保重身体。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老战友了！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在李长春的陪同下去看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陪父亲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父亲在冷风中深深地鞠了一躬。“我从未见他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

　　愿万老走好。

　　综合田纪云回忆文章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