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修改文件中关键一个字 为农村改革打开大门

　　安徽是个老大难

　　1977年5月，已经复出的万里被中央派到湖北省当“第二把手”，协助另外一个老同志工作。此时邓小平已经“出来”，但还没有正式宣布。作为小平的老部下，万里去看望小平，并向他辞行。

　　万里后来回忆，邓小平知道他要去湖北后，劝他不要急于赴任，提出要他去安徽。“邓小平后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商量，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让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个老大难。”

　　于是，1977年6月，万里到了安徽，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在深入农村考察中，解放后一直从事城市工作的万里，对农民的贫苦生活状况深感震惊。他曾经回忆说：“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

　　“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万里说。

　　万里顶着“学大寨”、“穷过渡”的压力，制定了“安徽省委六条”，强调以生产为中心，强调尊重生产队和农民的自主权。后来，他又突破“六条”本身不合理的条款，纠正不许联产计酬的做法，支持农民包产到组。针对1978年安徽大旱的特殊情况，根据万里提议，安徽省委作出“借地种麦”的决定，从而诱发了农民包产到户的行动。

　　大寨实在学不起

　　1978年3月份召开一个普及大寨县的座谈会，是李先念主持的。按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不去，而让省委(第三)书记赵守一参加，而且嘱咐他：你去开会，带耳朵，别说话，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但一时无法触及农业根深蒂固的弊病，会议仍然坚持“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这时候万里很强硬，他说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

　　不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署名为“张浩”的读者来信，在根据国务院一位领导的批示而写成的编者按中，对当时的包产到组等农业政策提出了责难。“万里听到广播，赶紧给各个地委打电话，气愤地说：不要听那一套，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了生产，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跟你县委算账，还是跟《人民日报》要饭吃？”

　　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曾经用“一场拔河比赛”来概括1979年到1980年初的形势：“那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这一边是干部。”

　　1980年初，万里从北京带回新的消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将原来农业政策中“不许包产到户”中的“不许”改为“不要”。一字之差，却为中国农村改革之路打开了一扇门。在万里主持的省委扩大会上，当时的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终于说出了小岗村的秘密。

　　会议一结束，万里就奔赴小岗。万里见到农户家家储存着数千斤粮食，不由赞道：“这回讨饭庄不再饿肚子了！”

　　当地老百姓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老百姓要送他花生，说以前想送也没有，现在非要送不行。万里穿着军大衣，口袋里都装着这些花生。回来开常委会的时候，放在桌上说，这些是包产到户的成果。

　　阳关道独木桥

　　1980年初春，万里调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农委主任，主管农业，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胡耀邦对万里期望很高，他多次引用民谣：“要吃米，找万里!”不无幽默地说：“让万里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嘛!”而且这时，安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已经取得重大成效，“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势不可挡，从滁县、凤阳、肥西扩展到全省，并开始在全国许多村庄蔓延开来。邓小平也在这一年的5月发表谈话，热情支持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但是争论并没有因此止息，包产到户越发展，一些人反对的声浪就越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在胡耀邦主持下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着重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在会上，“包产到户”激起了广泛的讨论。反对包产到户的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与支持包产到户的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针锋相对。杨易辰说，集体经济是阳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则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最后这次会议写出了一份纪要，作为中央1980年 “七十五号文件”下发。文件对争论近两年的有关包产到户问题作了初步结论，人称“包产到户落了户”。数天后，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对“农业学大寨”作出最后的总结。一场风风火火闹了十多年的运动就此终止。

　　大包干总进军

　　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越是贫困落后的地方，活力越大，变化越快。什么瞎指挥，什么大呼隆，什么“大锅饭”，一个包产到户就统统冲光。

　　农民手里粮食多了。多年来经常下乡的干部也从没有见过农民家家户户屋里放着那么多粮。许多村庄一年巨变，两年翻身。农民还来不及盖新房子，完成国家征购、超购任务以后，留下大量粮食没处存放，都堆在住人的草屋里。

　　当年12月间，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各地传来的消息，几乎都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到户稳不住，小组讨论中越来越多的人发出呼吁：“应当给包产到户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户口。”会议纪要经反复研究修改，书记处几次讨论审查，最后通过时已经来不及在年内发出，只能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下发了。

　　把农村工作文件作为“一号文件”下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