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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君毅、谢廷光的绝版爱情传奇(组图)

来源:新京报
唐君毅、谢廷光夫妇摄于一九六三年。
唐君毅、谢廷光夫妇摄于一九六三年。
《致廷光书》
《致廷光书》
唐君毅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3月


  毫无疑问,《致廷光书》从其结集问世起注定是《唐君毅全集》中的宠儿,对唐先生“超验唯心主义”的生命哲学思想体系畏其艰深的读者们,在这样的“与妻书”中看到正值而立之年前后那个精力旺健、感情充沛、思想自由的唐君毅,不由得感慨:世间超卓的别样男子,在经历千般等待、万般守候之余,冥冥之中上天早已为他选中了适合他生命维度的女子为伴。这些宿命论者由此马上蜕变成怀疑论者:世间真有这样的机遇,去顺应天命吗?

  神为自己选中的人

  2015年大陆新出版的《致廷光书:唐君毅先生与其妻谢廷光的通信集》,除原编一如其旧,新增唐、谢二人婚后部分家书,主要来自唐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访问日、美及欧洲多所知名大学并致讲座期间,以内容来说思想与观察更为深沉,以语言风格来说更为平和自然。其中涉及中大与新亚书院办学思路纠纷,钱先生离职,与张君劢、牟宗三、徐复观等联合署名发表《中国文化宣言》诸般故事均极为概略(信中曾提及香港学风环境使学生功利心太重,不比台湾保留传统较多,或可解释唐先生后来淡出新亚及身后何以归葬台岛)。所以整部新版《致廷光书》仍应以写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婚前篇》内容为要,题目是以书信为载体记录的唐君毅、谢廷光伉俪从相识、相知到结合的传奇故事。

  依书中记载,唐、谢“第一信”时间为一九三八年五月,应是唐先生去信,述及双方家庭首肯婚事,此后通信基本仍以唐先生主要发起。据唐先生年谱,此时唐先生年近而立,其时已是战时,先生在乱世中颇有人生经历。由重庆联中、北平中俄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转南京中央大学,暑假还曾在川大代课;父亲过世后,身为长子的唐先生二十二岁便负担起整个家庭,更主要是自觉对弟妹负有培育责任,因此便更辛劳,时感不安,常怀叹喟:一面不愿意失去“精神之自由”“不愿奔走,不入党不入学系”、 又要负家庭责任而找钱,还要继续深造学问。家境渐好,学有所成,年纪渐长后,因为母亲常为子女婚事忧愁,以孝行天下的唐先生更介意此种忧愁,同时,“多年的苦痛劳倦之历史”,已使他自觉“心理上受了损伤”,时有“宇宙人生之荒凉之感”,“需要情绪上安慰体贴”,于是对婚事并无强求。谢廷光女士正是在此时走进了他的生命。

  从唐、谢五年的部分通信中来看,两人交往基本是靠书信往还,初期二人显然经历了一场波折,原因仍然缺乏了解,唐先生在通信角色中的强势以及廷光女士那种中国传统女性性格中的含蓄内敛、不动声色的差异,加剧了隔阂,两人甚至一度退回到最初,以友情相待。直到“第四信”中唐先生终于“了解你情绪的强度”,在两人心灵“渐行渐远”时仍坚持不懈地去信不断地将自己的精神世界坦露无遗,最终使两人都发觉彼此正是神为自己选中的人……定情之后的通信,除了在感情最澎湃汹涌时期极致地宣泄两地相思之苦外,两人对这段感情生活的探讨与思考更是每每上升到哲学的层面。“全靠精神的交通来跨越时空的距离”,及至后来,甚至连哲学造诣已深的唐先生也惊叹于这种交流的深度以及此种现象的罕有。唐、谢通信有别于一般“情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在两人定情之后,仍能理性地看待并提出对方之不足,所以才有唐先生所谓“我以为在男女之爱中首先必须在认定对方是我最爱最合理想的男子或女子,其次便是帮助对方之一切可爱之处实现完成起来,并补充上其他人格之美点”这一完美婚姻之标准的提出。

  这样的爱情传奇今天绝难复制

  唐君毅先生与谢廷光女士二人成长、相识并结合于民国时代,从民众受时代风潮洗礼的层面上来说,旧传统犹自淳厚、新道德正溶于本土,政治与革命之左右冲激未及深刻,现实主义与唯物主义没有垄断社会生存哲学,纸笔尚能洞见人心——只有这样的时代,才能出现这样的人物,也才能有唐、谢这样富于传奇的相遇。

  二人一九四三年成就婚姻,一九四九年离开大陆定居香港,可以说婚后大部分时光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地域生活,在这三十多年中,唐先生崛起为海外新儒家代表人物,谢女士则将自己发展成为古琴、国画、书法、翻译等人文艺术领域的名家与名师,更重要的是两人始终不弃成婚时的承诺,谨守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与职责,接受命运的安排,获得了人生的圆满。对唐先生来说,天命促使他始终要成为一流学人,而谢女士成就自我的那份潜养,始终是要落实到身世与土壤的,这即是笔者为什么固执地认为唐、谢二人的婚姻传奇也只有民国时代才能成就。也正基于此,尽管这部本属私人家书的《致廷光书》最终被公之于众的初衷是“把我们的婚姻经过如实记叙,以作青年朋友的参考”,可谓理想主义,笔者却悲观地认为,这样的传奇、这种仰仗婚姻本身实现彼此生命精神的经历,在今天绝难复制。因为这样的人物不可复制。

  “你要默默地在山间水涯去感受呀!”

  与这批书信诞生的时刻相仿佛,笔者在深夜孤灯下独自细细翻阅它们,不能自已。你知道民国出来的文人如何书写,如何写信,真不知道这样的长信、而其内容又如此感性繁复而漫无目的,是如何用毛笔落于纸上的。以唐、谢二人正式定约后写于一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的长信为例,信的内容看似分两次写完,据唐先生云“自己看了二次,我写了五点钟,有五六千字”,可以想象,原信应该是厚厚一札,满含着生命的热度与喜悦,在前立体媒体时代,对收信人来说无疑是一场精神盛宴。据信中所言,二人往往是持信避开喧嚣、面山临水去一自然环境中展读,读之再三。唐先生更是不脱哲学家本色,曾在信中希望自我跳脱肉身,隔空“成四人”做最彻底的心灵交流。这便是慢时代的好处,因其精神的满足易于获得,故此人们对于这种满足亦乐于供给。

  这批信中还有一个引人注意之处,便是唐先生在信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学术抱负,对自己求学、任教行述特别是哲学思想研究的突破不仅期许很高,价值认定也很高,以“其解决哲学史上之问题,许多地方真是神工鬼斧、石破天惊。”认为自己假使“以后环境顺遂一点,”一定在学术文化界有最高的贡献。人们往往熟悉“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第一代新儒家如梁漱溟先生等人的天命意识,而如今发觉算作第二代的唐先生,其天命意识则尤其浓烈。或许在儒家遭逢最凶险的时代里,新儒家们非有强烈的天命意识的自我暗示,无以成就个人的学术命运。未知唐先生身世行述的人看了这些信,往往会认为唐先生正如他自己所谓“夸诞”。然而对照年谱可知,唐先生所述均确有其事,而他对自己的评价则纯乎出于耿介和赤子之心,他三十岁提到的自己未来学术的道路,后来真的照直走了下去,学术成就果真深厚,享誉学界。即如唐先生之于廷光女士,一般人对于配偶,往往婚前将其理想化到无以复加,婚后则对其缺陷听之任之,采彻底放弃之态度;而唐先生婚前所云“我爱你于是我愿把我之信仰宗教,欣赏艺术文学研究学术之精神传递于你”,则确实贯彻于二人三十余年的婚姻生活。学术界研究唐先生的专家普遍认为,谢廷光女士后来在人文艺术领域的造诣及其为人所称道的个人修养,与唐先生在身边常年耳濡目染的“性情教育”密不可分。而这又是唐、谢二人这段婚姻传奇无法复制的确证之一。

  唐先生给廷光女士的信中,曾多次提及他写来的这些信:“你看我的信一定要忘了你自己看,再放进你自己看,再忘了你自己看。”“无论我们的婚姻成不成,总之你如能由我最近一些信而接触到我之生命精神对于你是幸福的。但如你不能真忘了你自己,躺下全身,在山间水涯去默默地感受,你是感受不到的……你要默默地在山间水涯去感受呀!”其实,在那个时刻,在三十年的婚姻生活中,唐先生给谢廷光女士看的最好的作品,正是他自己。

  雪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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