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曾在2007年和2011年就《江南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及第三部《春尽江南》专访格非。他说，三部小说的主线都是“爱情”，“爱情故事处于前台，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目标附着其上。”但他也十分乐于探讨“乌托邦”理想，因为在他心目中，“同样有一个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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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认为，“一个作家渴望被承认，希望获奖都是非常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获奖不是最关键的。”
十多年前，格非就有意以三个不同时代为背景，写作三部曲，表达同一主题。这一主题，后来被阐释为“乌托邦”、理想、梦幻等关键词。2004年，格非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作品讲述了民国时期乡村女子陆秀米与革命党人张季元的爱情悲剧与革命历程，获得“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等诸多奖项，也在评论家口中拥有可贵的赞誉。之后，格非用一年多时间搜索资料，随后正式开始《山河入梦》的创作，每天写作不超过2000字的他，最终用将近八个月时间完成全稿。
《山河入梦》与《人面桃花》保持着相对疏离的关联状态。1956年，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已近不惑，担任梅城县县长的他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偶遇上海到此的孤女姚佩佩并为其安排工作，爱情在不知不觉之间滋长，宿命亦逐渐在字里行间弥漫。最后谭功达失势，姚佩佩因杀人走上逃亡旅程……
《春尽江南》则于2011年杀青，小说以主人公端午与妻子一年的生活为主线，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变迁。
三部曲所描绘的“花家舍”，则在十多年的创作中，由变革的源头，变成寄托很多人的梦想的地方，最终，在《春尽江南》中，“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特殊，在这个社会中到处存在：它更加奢靡、浮华，但表面看来还是非常美丽、干净的。”格非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从《人面桃花》开始，读者已接受三部曲的主题为“乌托邦”的概括，但格非说，三部小说的主线都是“爱情”，“爱情故事处于前台，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目标附着其上。”在谈及对爱情的理解时，表情一直很严肃的格非，语气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也十分乐于探讨“乌托邦”理想，因为在他心目中，“同样有一个乌托邦”。
爱情若真是图穷匕见，就没意思了
第一财经：《山河入梦》的前半部分，你将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爱情处理得十分隐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格非：谭功达与姚佩佩始终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第一页同时出场，到最后一页先后死去。从一开始我就将他们的爱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描述，我一定要写一个完整的爱情。
但我觉得，爱情若真到了图穷匕见，就没意思了。最有意思的爱情恰恰是在内心生长、糊里糊涂的，那才是百分之一百的爱情。谭功达和姚佩佩两个人都想着对方，他们之间有很多障碍，无法越过。他们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些信息，却始终暧昧不明。最后，姚佩佩的命运发生很大变化，她在逃亡中觉得自己快死了，情节就急转直下。
另外，我考虑两个人的感情需要铺垫。如果读者对他们的恋爱没有猜测、没有期待，后面的故事就会显得索然无味。
第一财经：为何选择谭功达与姚佩佩，这两个出身、个性非常不同的人作为故事主角？
格非：谭功达是扛枪打仗出身，我想其中可能有他母亲的遗传。他有他的想象、他对现实的无视。谭功达对女性有一种贾宝玉似的普遍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导致他和姚佩佩之间暧昧不明。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缺点，对我来说，他主要是正面的。
谭功达身上不具备现实性。他关于梅城的建设蓝图，他的爱情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即使在被审判的时候，他还对一个女孩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被规训的人不可能这样，他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意识。
相反，姚佩佩身上具备太多现实性。她是一个上海大家庭出身的孩子，她又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下来，她就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苟延残喘，对任何事情不抱任何乐观的看法。姚佩佩是现实之下、被阴影覆盖的一个人物。
第一财经：你自己更欣赏谁？
格非：姚佩佩，毫无疑问。
在这点上，我和曹雪芹一样，认为女孩子身上有很多好品质超过男孩子。所以我想一个美好的、对社会有深刻感知、情感丰富的人，一定是女性。谭功达完全不具备反省的力量，无法从生活的外表切入内里，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看到真相、给他现实地基，姚佩佩使谭功达具有了现实性。
但姚佩佩又超越了基本的现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是一个落后分子，我认为在那个时代做一个落后分子恰恰是她的光荣。那时做一个先进人物，只需依附于整个集体，是很普遍的。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将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的情感又是无可奈何的。姚佩佩是他们中的一个极端。
第一财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生命的感知层面上、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
格非：对。我所认为的独立，是能够在现实的表层之下，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姚佩佩是生活得很真实的。她是一个不合作的人，与谭功达在县政府相处几年，阴差阳错，难以走到一起。谭功达被撤职后，她很快就辞职了。她认为她可以在纺织厂做一个普通女工。我觉得我对她的内心世界了解得比较清楚。
十多年前，格非就有意以三个不同时代为背景，写作三部曲，表达同一主题。这一主题，后来被阐释为“乌托邦”、理想、梦幻等关键词。2004年，格非完成了小说的第一部《人面桃花》。作品讲述了民国时期乡村女子陆秀米与革命党人张季元的爱情悲剧与革命历程，获得“2004年度杰出成就奖”等诸多奖项，也在评论家口中拥有可贵的赞誉。之后，格非用一年多时间搜索资料，随后正式开始《山河入梦》的创作，每天写作不超过2000字的他，最终用将近八个月时间完成全稿。
《山河入梦》与《人面桃花》保持着相对疏离的关联状态。1956年，陆秀米的儿子谭功达已近不惑，担任梅城县县长的他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想法。他偶遇上海到此的孤女姚佩佩并为其安排工作，爱情在不知不觉之间滋长，宿命亦逐渐在字里行间弥漫。最后谭功达失势，姚佩佩因杀人走上逃亡旅程……
《春尽江南》则于2011年杀青，小说以主人公端午与妻子一年的生活为主线，回顾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变迁。
三部曲所描绘的“花家舍”，则在十多年的创作中，由变革的源头，变成寄托很多人的梦想的地方，最终，在《春尽江南》中，“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特殊，在这个社会中到处存在：它更加奢靡、浮华，但表面看来还是非常美丽、干净的。”格非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说。
从《人面桃花》开始，读者已接受三部曲的主题为“乌托邦”的概括，但格非说，三部小说的主线都是“爱情”，“爱情故事处于前台，是我首先考虑的，其他目标附着其上。”在谈及对爱情的理解时，表情一直很严肃的格非，语气突然变得激动起来。他也十分乐于探讨“乌托邦”理想，因为在他心目中，“同样有一个乌托邦”。
爱情若真是图穷匕见，就没意思了
第一财经：《山河入梦》的前半部分，你将谭功达和姚佩佩的爱情处理得十分隐讳。为什么要这样处理？
格非：谭功达与姚佩佩始终是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他们在第一页同时出场，到最后一页先后死去。从一开始我就将他们的爱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描述，我一定要写一个完整的爱情。
但我觉得，爱情若真到了图穷匕见，就没意思了。最有意思的爱情恰恰是在内心生长、糊里糊涂的，那才是百分之一百的爱情。谭功达和姚佩佩两个人都想着对方，他们之间有很多障碍，无法越过。他们的言语中透露出一些信息，却始终暧昧不明。最后，姚佩佩的命运发生很大变化，她在逃亡中觉得自己快死了，情节就急转直下。
另外，我考虑两个人的感情需要铺垫。如果读者对他们的恋爱没有猜测、没有期待，后面的故事就会显得索然无味。
第一财经：为何选择谭功达与姚佩佩，这两个出身、个性非常不同的人作为故事主角？
格非：谭功达是扛枪打仗出身，我想其中可能有他母亲的遗传。他有他的想象、他对现实的无视。谭功达对女性有一种贾宝玉似的普遍的感情。正是这种感情，导致他和姚佩佩之间暧昧不明。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缺点，对我来说，他主要是正面的。
谭功达身上不具备现实性。他关于梅城的建设蓝图，他的爱情观，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即使在被审判的时候，他还对一个女孩子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幻想。一个在现实生活中被规训的人不可能这样，他会压抑自己的情感和意识。
相反，姚佩佩身上具备太多现实性。她是一个上海大家庭出身的孩子，她又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生下来，她就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人，苟延残喘，对任何事情不抱任何乐观的看法。姚佩佩是现实之下、被阴影覆盖的一个人物。
第一财经：你自己更欣赏谁？
格非：姚佩佩，毫无疑问。
在这点上，我和曹雪芹一样，认为女孩子身上有很多好品质超过男孩子。所以我想一个美好的、对社会有深刻感知、情感丰富的人，一定是女性。谭功达完全不具备反省的力量，无法从生活的外表切入内里，所以必须有一个人看到真相、给他现实地基，姚佩佩使谭功达具有了现实性。
但姚佩佩又超越了基本的现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她是一个落后分子，我认为在那个时代做一个落后分子恰恰是她的光荣。那时做一个先进人物，只需依附于整个集体，是很普遍的。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小人物，他们将社会看得很清楚，他们的情感又是无可奈何的。姚佩佩是他们中的一个极端。
第一财经：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生活在生命的感知层面上、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的姿态？
格非：对。我所认为的独立，是能够在现实的表层之下，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我觉得姚佩佩是生活得很真实的。她是一个不合作的人，与谭功达在县政府相处几年，阴差阳错，难以走到一起。谭功达被撤职后，她很快就辞职了。她认为她可以在纺织厂做一个普通女工。我觉得我对她的内心世界了解得比较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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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大同梦想会一直延续
第一财经：在写作过程中，你查阅了很多农村合作化时期的资料。那么，“花家舍”这个地方，有资料来源吗？
格非：没有。花家舍地理位置偏僻，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孤岛。在《人面桃花》中，一帮土匪在那里酝酿原始的共产主义。《山河入梦》已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是浪漫的社会主义形态，所以我可以正面写这个“乌托邦”世界。
在形式上，花家舍是我联络三部小说的最重要的线索。在我的三部小说中，“花家舍”类似于世外桃源，但同时也是变革的源头。在第一部里面，有一帮土匪在民国时期领导了一系列革命。第二部中，“花家舍”有很多美好和不美好，寄托了很多人的梦想。而在《春尽江南》中，“花家舍”这个地方已经完全不特殊，在这个社会中到处存在：它更加奢靡、浮华，但表面看来还是非常美丽、干净的。
《第一财经日报》：现代社会中如何重申“乌托邦”理想？
格非：整个人类历史上，“乌托邦”思想曾一再出现，似乎以后还会出现。包括陶渊明、杜甫、孙中山、康有为等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当然我也有。我觉得，作为抽象的人类大同的梦想会一直延续下去，因为这个梦想，我们的现实不会变得非常可怕。我主张每个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就是说，个人应当找到比较真实的生活方式。如果人有美好生活的理念，是非常好的。我觉得现在的人慢慢趋向于动物了，没有这些理想，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东西。所以，我很想写三部曲的第三部，希望把这种极端形态展示出来。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经济“乌托邦”世界中，认为经济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会导致很多我们目前还无法看清的问题。
第一财经：在你的小说和言论中，频繁出现“老实人”这个标签。他们往往理想化、诚实，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最后结局凄惨。为何如此重视这一角色？
格非：“老实人”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文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当年歌德、福楼拜、伯格曼等作家都谈到这个主题：诚实的人在这个社会上能不能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样的人在生活中的境况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一个社会给予诚实的人很好的报答，一个老实人能够得到收益，那么这个社会才是健康的。如果老实人完全被忽略，这个社会是有问题的。“老实人”这个标签不是我用来作为一种尺度，所有的作家都会用来作为一种尺度的。
真正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
第一财经：在作家圈子中，你们对一部伟大作品的评价标准是什么？会不会和很多圈外人所认为的标准不同？
格非：我认为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是有震撼力的，它能够让作者的仇敌都不得不称赞。因为这样的作品必然有它的历史地位，攻击它的人也很容易被看作跳梁小丑。
文学最古老的功能就是寻找知音。真正的好作家，中国和西方都一样，他们都非常重视朋友的评价。他们都拥有一批模范读者，这样的人文学修养很高、也是同行，对作品中的各种机窍一目了然。
在远离大众媒体的时候，同行之间对于一部作品的评论是非常直接的，大家关起门来发表意见。这样的意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尤其是批评的意见。所以，同行、朋友、好的读者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世俗的名声，对于一个好作家来说并不重要。有时候，他们会假装说重要。但其实，他们心里清楚，好的作品要经历时间考验的。作品到底怎样，心里都一清二楚。至于奖项对作家的作用，每个人的境遇和境界不同，重要性也不一样。当然，一个作家渴望被承认，希望获奖都是非常正当的，也是应该的。但是，获奖不是最关键的。
第一财经：在与董启章的对谈中你说过：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人人都想要表达，却很少有人愿意去倾听。在这个充斥着纷扰声音的时代，你觉得作家的作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
格非：作家的发言显得没有那么显眼了，但，这个时代还是需要作家，需要文学的，文学和作家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这个社会确实是在众声喧哗中，但是很多言论都是无意义的。加缪有一句话说得很好：真正的无言不是沉默，而是说话。有时候，人在夸夸其谈，但并没有什么意思，而是一种无言。但有时候，人在沉默中可以很充实。
第一财经：作为一名作家，同时又是大学教授，你觉得文学家和学者参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格非：作为一名高校教师，肯定要时时发表意见。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文学的表达更加含蓄。因为学术要用逻辑化的语言，每一句话都要有学理依据。学术训练了人的思维，你要说很多话才可能表达一点意思。学术的表达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文学就不同，它更加隐秘、更加含蓄和矛盾，一句很简单的话可能具有无限意蕴。从这方面来说，这是两种相反的表达方式。
人物链接
格非，1964年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7年师从钱谷融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作品：《敌人》、《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雨季的感觉》、《锦瑟》等等。格非的“乌托邦三部曲”包括三部相互独立又在主题上有所呼应的小说：《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以及《春尽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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