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昌文：警惕攫取性金融体系造成“金融诅咒”

　　搜狐财经讯 （马克） 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是什么关系？金融业会不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攫取性？8月15日，《比较》编辑室和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学出版社组织召开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研讨会”暨《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首发式。《从攫取到共容》一书的作者，国务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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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赵昌文教授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朱鸿鸣博士，与各位专家学者一起分享了各自的观点。

　　赵昌文认为，长期以来国内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关注放在如何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方面。尽管有强的合理性，但是忽略了从全球金融危机反思中得到的金融业发展过度的问题。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赵昌文指出，上一轮改革秉持了金融中心主义，而当前金融改革的很多建议都秉持了金融合作观，强调金融和实体经济是相互合作，谁也离不开谁。不过，从矛盾论的视角看，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既竞争又合作。若金融发展过度，竞争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则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便具有攫取性，也就是说对实体经济形成明显的负外部性；若不存在金融发展过度，则金融与实体经济是共容的，金融不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外部性，至少无明显的负外部性。

　　赵昌文判断，当前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状态是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并存。一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不高，发展不足。另一方面，也是容易被忽略的方面，金融发展过度，已成为对实体经济有显著负外部性的攫取性金融体系。从社会报酬结构看，金融业的资本回报率和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都很高，导致包括资本、人才和企业家才能等创新要素“脱实向虚”。从金融与实体经济的收益分配格局看，实体经济也处于很弱势的地位，金融业获取高利润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高并存。

　　对于金融业产生攫取性的原因，赵昌文认为，金融层面的原因和金融之外的因素共同造成了攫取性金融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强化。就金融层面而言，主要原因是未及时退出金融约束制度所造成的竞争不足，即利率市场化滞后、准入放开滞后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滞后所带来的银行业内部、银行与资本市场之间、银行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不足。就金融之外的层面而言，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企改革滞后、存在政策性负担和房地产业“大而不倒”所带来的对国有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企业的隐性担保。

　　赵昌文认为，攫取性金融的后果就是“金融诅咒”，极端情况是金融越庞大，实体经济越凋敝。其主要作用机制是虹吸效应，即金融过度发展导致社会报酬结构有利于金融业而非实体经济，从而导致创新要素不断被吸引到金融业，从而使实体经济难以得到其亟需的创新要素，对实体经济产生负向效应。除此之外，“金融诅咒”的作用机制还包括侵蚀效应、利益集团机制、公司金融机制和金融不稳定机制等。

　　赵昌文认为，虽然市场可以执法纠正金融过度问题或金融的攫取性，但是其触发条件是金融危机或大规模金融风险暴露，其后果是很严重的，会对整个金融体系甚至经济社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此外，这种自发纠正并没有消除攫取性金融的制度基础，一旦调整结束之后，金融体系又会再次蜕变为攫取性金融体系。因此，我们不应坐等市场自发纠正金融的攫取性，而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消除攫取性金融体系的体制、制度土壤。

　　赵昌文认为，虽然市场化有助于解决中国金融发展过度问题，但是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市场化不意味着金融体系一定可以从攫取走向共容。实际上，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和英国的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不可谓不充分，但也蜕变为攫取性金融体系。因此，在推动金融体系从攫取走向共容的改革中，我们应积极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但市场化不是手段的全部，更不是目标的本身，要以共容性金融体系是否建立或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是否实现良性互动作为检验金融改革成效的关键标准或关键标准之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表示，在当前这轮改革开放后最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中，金融应该支持实体经济，但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杠杆来调控，使金融部门在支持实体转型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而不是凭着所谓社会责任来支持实体，要使金融企业有动力推动金融创新，而不是以牺牲金融企业利益来支持实体经济。

　　他还建议发展多样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比如风险投资，他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对新兴技术的认定不是政府的所长，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能力，资本配资和监管能力，以及包括股权在内的激励机制的作用，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陈清泰特别强调必须建立良好破产制度，金融债权人必要时应当利用破产和破产重整的工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目前社会上破产企业数量很少，但是出现的是跑路企业，或者是僵尸企业，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认为，就如大家说有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一样，金融体系看起来也有好和坏之分。他表示，金融行业如果仅仅作为一个行业来说，知识含量比较高，是一个知识密集型行业，收入高于其他行业是正常的。

　　在刘世锦看来，对于当前的金融行业，有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值得探讨，就是金融行业的过度投机性，或者说制造泡沫的特点。这类似于重工业的自我循环自我服务，一旦发展起来，特别是金融创新开始以后，就会离其他行业比较远，像击鼓传花式地不断拉长环节，以至于后面的环节根本不知道前面的环节是什么。这种自我循环、内部自我制造的“金融异化”问题实际上一直是存在的。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将来金融业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能否更好一点。这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合理地对风险进行定价，引导资金、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合理配置的问题。中国的转型首先是一个市场化的转型，目前金融体系出现的很多问题是当前向市场化转型或者说过渡状态与金融体系自我循环、自我复制相结合而产生的问题。

　　刘世锦指出，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利率市场化尚不到位，在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银行业盈利水平较高，是因为有一个稳定的利差。还有隐性担保，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另外，还有国有和非国有的所有制差别所引致的信用条件差别。尤其需要关注的是，由于诸多体制和政策问题的存在，金融体系不能对经济中的风险正确定价，导致无风险利率过高，进而使实体经济融资难的问题难以解决。走出这种困局，要继续推动市场化改革，消除隐形担保的制度因素和所有制歧视，同时也要有效避免金融体系自我循环、制造泡沫的问题。他还表示，互联网可以促进信息渗透，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推动线上信息和线下实体经济互动，改进资源配置，为金融与实体经济更有效率地融合提供了新的机会，并可以催生出许多新的业态。

　　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则从税收和财政体制等公共政策角度出发看待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要着眼于在制度安排上维护市场统一。当前“营改增”改革应当加快进行，不应当以强调金融业的特殊性为由拒绝甚至拖延“营改增”。“营改增”所能带来的一个重要效应，就是把金融业和实体经济放到一个盘子里比对，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税制，而不是继续各搞一套。他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也与地方财政体系健全和分税制有关。1994年最重要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概念，近来被有所忽视。当前的土地财政、地方财政对当前利益的追逐等问题，与体制本身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相关。

　　高培勇指出，在不知道将来财税体制如何走，在没有稳定的分税制基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追求当前收入，而不关心或很少关心税收背后的税源和税本。发展金融业能带来即期收入，而发展实体经济往往需要多年后才能产生实效，所以地方往往会更强调金融发展，而对实体经济的发展重视不够。

　　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员会主席、董事总经理德地立人认为，要对金融攫取的概念做清晰的界定。金融市场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从荷兰开始，对东印度公司的投资，出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结合，其核心是分散风险和杠杆化，金融部门就是通过分散风险和杠杆化，从实体经济中获取一定的回报，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攫取和共容是不可分的永恒主题。后来金融市场发展出现了多次金融危机，原来相对来说间隔时间较长，到后来，时间缩短，这是因为金融市场规模越来越大，而出现金融风暴，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新的调整，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攫取和共容的调整。

　　德地立人从纯经济学角度分析说，金融（货币）本身不产生任何附加价值（或说剩余价值），附加价值只能在包括服务在内的实体经济的周转中产生。资金在金融市场里转来转去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附加价值，金融只有和实体经济结合才会产生价值。从杠杆和泡沫角度来考虑攫取和共容也许是一个更可取的角度。

　　研讨会由银监会研究局副局长张晓朴主持，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等其他一些到场专家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