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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巴科夫夫妇自1987年起开始合作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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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一边聆听莫扎特音乐一边设法拿到苹果的20种方式，装置
如何一边聆听莫扎特音乐一边设法拿到苹果的20种方式(绘画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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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美术馆，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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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教堂，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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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落天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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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装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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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纳斯，绘画草图
一张巨大的餐桌中央放了只红苹果。围坐在桌前的二十个人要怎样获得眼前唯一的食物?
有人开始构思物理原理，有人准备给对面的妻子使眼色，有人庆幸自己带了听话的贵宾狗，有人凝视着水果进行哲学思辨，有人求助于神灵，有人因此而掉进自嘲——他们的脑中思索以文字形式出现在二十只餐盘旁边。现场并没有真正的客人，有的只是音效不错的莫扎特协奏曲。
这件名为《如何一边聆听莫扎特音乐一边设法拿到苹果的20种方式》的装置艺术作品来自卡巴科夫夫妇。他们用这种充满戏谑和文学性的方式打造了一个有着具体形态的寓言，展现人类对于物质的惊人占有欲以及内心无穷无尽的小算盘。
这对艺术家夫妇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当代艺术世界获得名誉，他们通过幽默且富有诗意的艺术装置表现了人们的各种理想。尽管卡巴科夫的创作脱胎于早期苏维埃共和国的生活经历，但是他却成功地将苏维埃意识形态解码，并使用国际性的语言进行创作，这让他跳出了“俄国艺术家”的分类而跻身于世界一流艺术家之列。近日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展出“伊利亚和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理想之城”，持续至12月06日结束。其中的六件大型装置作品都来自于去年刚刚在法国大皇宫美术馆完成的项目。
为儿童和成人而创作
伊利亚·卡巴科夫1933年生于前苏联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早年在莫斯科学习艺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加入政府机构，作为一名儿童读物插画家开始职业生涯;与此同时，他又以一名观念艺术家的身份，在政府控制的艺术体系之外进行地下创作。
这种官方画师与地下先锋艺术家的双重身份，成为西方艺术界最为关注的部分。这一时期他创作了代表作《十个人物》图册系列，讲述虚构的十位苏维埃人的生活。显然故事氛围涉及政治社会，既荒诞又沉重，可那简单清淡的笔调却让它显出某种儿童画般的天真烂漫。
1987年，他和艺术策展人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相遇并移民美国生活，此时开始了一系列的装置艺术创作。在1992年第九届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上，卡巴科夫夫妇的装置《厕所》引起艺术界巨大争议。观众走进空间发现这是个有着六个蹲坑的公共厕所，但当中却摆放着桌椅、床铺，仿佛有人把这里当做家，而主人只是暂时离去。事实上，它与之后所有作品都有着共同的特质：扭曲、忧郁而带着孩童般的纯真。
2003年，他们代表俄罗斯参加第45届威尼斯双年展，作品先后在惠特尼双年展和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等多地展出。过去的那个苏联不复存在，而过着双重生活的卡巴科夫终于合二为一。
没有放弃对人类的爱
在七八十年代的苏联生活期间，卡巴科夫就已经学会在困境中自嘲。他在那个时期创作系列装置作品，要么是展现一个郁郁不得志画家的工作室，要么是表现某个临到展览开幕跑到美术馆把自己的几件画作全部毁掉的偏执狂艺术家，还有个表现自创弹簧装置将自己弹出屋顶发射到太空中去的幻想家。
而在这些作品的背后，都仿佛能看到卡巴科夫自己的人格缩影。
此次展览的作品中，有五件都是在展厅里另外搭建了新的建筑空间，就好像是五个完全不同的时空——你走进去就忘记了现实，因为它与在世界各地巡展时的状态几乎相同。《空美术馆》再现了欧洲传统博物馆的室内，酒红色墙面、柔软沙发、鎏金装饰镶边，然而射灯投向的是空空的墙壁、整个室内没有一幅画作。“这一空间代表展览的终结”，用巴赫背景音乐替代绘画，即用听觉取代视觉，反而也为观者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满足感。
《暗教堂》是另一件模仿作品，观众走入时仿佛进入意大利文艺复兴教堂，墙壁上悬挂着的是卡巴科夫六幅大型油画。它们像是从艺术家的梦境里直接摘取出来，有前苏联影像、巴洛克绘画的拼贴，还有白色清洁刷和抹布点缀其中，传达出整个场景的荒诞。这几乎可以被视作是艺术家本人的自传。
卡巴科夫夫妇对于现实社会的认知与艺术的价值同样清晰，他们能够突破现实中的种种畸形扭曲，而找到深藏在背后的纯粹人性。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大部分与卡巴科夫同辈的西方艺术家都纷纷抛弃绘画、不再搞形象艺术，转向虚空、抗拒感官的苦行僧创作。这时候卡巴科夫夫妇反而显得尤其珍贵。”
他们曾经这样表达自己的艺术信仰：“艺术并不能影响政治，但艺术在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可以影响思维方法、造就梦想、改变行为并引人反思。如今我们透过电视看世界、通过电脑沟通，所以大家看到的世界是经过电视和电脑屏幕断章取义的。希望可以用艺术作品唤起人们的古老记忆，通过自己的心、眼、力去看、去思考、去做梦，感知这个世界真正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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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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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把自己射入外太空的人，装置
策展人让-于贝尔·马尔丹：他为观众提供一种超出日常世界的体验
让-于贝尔·马尔丹是艺术史学家、策展人，上世纪70年代，马尔丹即与卡巴科夫相识，1985年，他策划了卡巴耶夫在西方世界的第一个展览。他曾担任瑞士伯尔尼艺术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非洲和大洋洲艺术博物馆和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宫等艺术机构的馆长。马尔丹对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和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策划过多次开放性当代艺术展，旨在揭示艺术作品的异质性，使人们重新审视当代艺术。
第一财经：卡巴科夫的装置作品很多都非常巨大，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尺度?
马尔丹：首先并不是所有作品都是这么大的，这次理想之城的内容选自法国大皇宫美术馆的展览，因为那里本身就是巨大的空间，所以也就自然作品尺度变得很大。在准备这次展览的时候也都根据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场地情况作了一些调整。
卡巴科夫的确想要观众走进他的作品，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感受到影响力。他常常强调说，观众需要在与世隔绝的空间里才会感知到自己的内心，远离日常生活的繁琐，来到美术馆完全不同的氛围之中。他非常重视空间感，所以在设计展览的时候不用原先就已经存在的展厅，而是另外在里面重新搭建一个空间。
第一财经：曾经有一个著名的作品《幸福的家》，它是建造在真实的电影院里么?如何解释作品的意义?
马尔丹：没错，他当时在真实电影院里搭建了一个小屋子。观众们进入屋子，里面跟任何一个普通的俄罗斯家庭没什么两样，有床、柜子、摆设，透过窗子可以看到电影大屏幕——这时候几乎分不清哪边是现实、哪边是幻境。这代表了卡巴科夫很重要的一部分艺术思想。
第一财经：伊利亚曾经是个画家和插画师，现在很多装置作品据说都是他做前期的绘画、设计工作，而夫人艾米莉亚负责实施和搭建，是这样吗?
马尔丹：他们俩经常被如何分工的问题，于是艾米莉亚就会半开玩笑地说，伊利亚只负责画画，剩下所有事情都是我来做。但其实在做装置作品的时候，他们俩常常需要在一起讨论想法、和实践。
伊利亚除了装置之外也还在不断地画画，在这次展览之中的“暗教堂”作品，就挂着六幅大尺寸的油画。他们俩经常从绘画开始着手，完成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件大型装置。另外一点值得说明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们俩四处旅行，也正是从那个时期他们开始创作装置作品。也许这也是创作的动机之一。此外大部分时间伊利亚都是躲在工作室专心致志地对着画架，他热爱绘画。
第一财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伊利亚卡巴科夫曾经从事儿童插画的工作。你认为这是否导致了他作品中的童话特质?
马尔丹：很可能是。在那段时间里他需要找到一个正经工作挣钱生活，于是加入政府部门为儿童书籍画插图，而实际上他的画作风格多变。他曾经创作过一个相册系列，里面都是像儿童插图一样简单的绘画作品，但所讲述的故事却充满了艰涩的哲学道理。
儿童插画师的经历和伊利亚卡巴科夫之后的严肃艺术创作之间有着很大的联系，甚至你可以反过来说，因为卡巴科夫是一个很好的画家，所以有时候他也为儿童画插图。不过当然两者的内容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财经：卡巴科夫创作的重要主题是“失落的乌托邦”，它的崩塌与失落是不是创作最重要的部分?对政治的失望是否令他的作品中充满悲剧色彩?
马尔丹：乌托邦是一种存在于人们想象之中的理想国度，它暂时无法实现;而卡巴科夫夫妇将这种无法在现实中存在的计划向人们展示出来。
恰恰相反，卡巴科夫对待政治的态度非常幽默，而正是这一点救了他。也许因为中国人与他有着非常类似的经历，所以在看待作品时感受到了悲剧色彩，但事实上我认为并没有。因为艺术家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态度非常开放、非常大度，他们热爱人类，你可以透过作品感受到这一点。悲剧性的陌生、异类、无聊在他们的作品里反而都感受不到。
第一财经：他们是否对人类持有乐观态度?
马尔丹：是也不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伊利亚非常乐观向上，他热爱与人相处;但当他开始工作，面对人性的时候也许就会变得悲观很多。这非常难判定，也许甚至他自己都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财经：提到卡巴科夫，自然会将焦点聚集在曾经在苏联生活期间，他作为官方画家的身份、以及暗地里偷偷搞自己的艺术创作。两种性质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今天在艺术世界的地位有怎样的影响?
马尔丹：很多艺术家都有不同的个性侧面，心理人格、精神生活，因此他在不同程度上的创作经历并不是那么罕见。我认为之所以大家这么在乎那段经历，可能是由于他曾经创作了那么多的好作品，但极少有机会做展览，也极少有人看过。即便如此，卡巴科夫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创作，这一点相当值得人钦佩。毕竟当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到底何时才能走出地下，真正地为世人所知。
第一财经：在搬到美国之后，卡巴科夫夫妇的创作灵感来源是什么?
马尔丹：有他们之前在苏联的回忆，当下的生活经验，除此之外他们还开启了另外一种维度的创作，那就是为观众提供一种超出日常世界的体验。比如展览作品之中的《玛纳斯》，他想象了八个建立在山头的建筑，让观众能够思索与物质世界的距离，等等。
第一财经：他在苏联生活的身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艺术价值?
马尔丹：很多中国人可以从卡巴科夫的作品中找到共鸣，因为历史回忆很相似。事实上俄国文化非常强烈，比如建筑、诗歌、文学，所以卡巴科夫的作品不可能逃脱开他的成长环境。但同时他又非常国际化，因为他所说的东西不仅限于苏联社会，还有能够引起更多共鸣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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