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后发优势依旧明显

　　最新公布的宏观数据显示，中国7月出口同比负增长8.3%，显著低于预期与前值。7月PMI处于枯荣分界线，制造业下滑也有加速态势。一系列宏观数据表现并不理想，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依旧不减。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中国的经济奇迹还有多少后发追赶优势?这在许多学者当中产生了分歧。就这些问题，《第一财经日报》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学术委员林毅夫。

　　林毅夫认为，一般认为中国后发优势已经很少，必须要自主创新，但其实中国和发达国家在传统成熟产业上的差距还非常大。中国在许多产业上还可以通过合资、并购或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的方式，将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也可以通过招商引资让他们来中国设厂生产。这些创新方式成本低、风险小、见效快，是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保证，仍然应该继续倡导。

　　第一财经日报：以前我们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归结为后发追赶优势，到了新常态时期经济增速下滑了，后发优势也没有那么强了。那么未来5年在“十三五”期间我们的后发优势体现在哪里？

　　林毅夫：我并不认同中国后发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的观点。中国现在的人均GDP是7600美元，而美国是54000美元，德国是48000美元，日本是38000美元，韩国是26000美元，都数倍于我国。人均GDP高表明其劳动生产力水平高，劳动生产力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总体的技术和产业水平，据此，我们跟发达国家的产业、技术差距还很大。

　　虽然经过30多年快速发展，中国在家电和一些制造业上确实已处于世界前沿，不过这些产业的附加值相对低，发达国家已经退出这些产业，从全球的产业链而言中国大多数的产业还处于中低端，产业升级空间还很大，还可向中高端、高端发展，因此后发优势依然存在。

　　据报道，前不久在德国汉诺威世界制造业展览会上，25个展馆中只有3个是高新技术展馆。中国在那22个传统产业的展馆中，所占面积非常小，位置不显眼，观众基本没兴趣看中国的展品，大家热衷看的是德国、日本、韩国、瑞典、美国的产品，这些国家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比我们高很多。

　　我最近专门对装备业做了一些调查，许多产品我国的产量居世界之冠，但不少同样的设备，我国产品的价格只有德国的一半或更低，有些卖500万美元的装备中最核心的部件体量很小，却值200万美元，不是从德国就是从日本进口，我国的产业实际上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非常大。

　　我把我们国家现在的产业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是还处于追赶阶段的传统成熟产业，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很大，我们可以用合资、并购方式，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中心，或用招商引资的方式，将先进的产品、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第二类是一些处于世界前沿水平的产业，如家电业，这类产业需要自主研发取得产品技术创新，以继续保持世界领先。

　　第三类是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我国在这些领域的比较优势已逐渐丧失，需要考虑的是帮助少数有条件的企业走向品牌、研发、市场渠道管理，绝大多数的加工企业则是如何帮助它们到海外工资水平低的地方去设厂，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将GDP（国内生产总值）变为GNP（国民生产总值）。另外，钢材、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建材行业有过剩产能，它们的技术还很新，在世界其他地方还有很大需求。对这些产业需要帮它们走出去，到海外创造“第二春”。

　　第四类是手机、互联网之类的新产业，它们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并且研发周期特别短，所需资金不多，对此我们可以采取弯道超车的办法，利用我国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庞大和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现在所讲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机遇主要就在这类产业。

　　第五类是资本投入特别大、研发周期非常长、关系国防安全的战略产业，按照市场规律它们可能很难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政府提供财政直接支持。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表现为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背后其实是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实现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不同产业的技术和世界前沿的差距不一样，有效的创新和升级方式也因而不同。要善于利用这种差异，在有效市场的前提下，实施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发挥政府的有为作用，对技术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进行因势利导。

　　我国目前即使一些产业存在产能过剩或失掉比较优势的现象，但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不小，产业升级的空间还很大，投资机会多，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长的前景还很好。

　　日报：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经济学也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研究领域。如何定义中国经济学？

　　林毅夫：很高兴这个问题能引起大家的高度重视。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时，我曾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祝贺文章，提出只要我们维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可以预期到21世纪中国会变成世界上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经济学的研究中心也会逐渐转移到中国。那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会比其他地方的同行能更好把握中国经济的脉动，他们对中国经济的解释、提出的理论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现象对世界的影响而成为世界性的理论，他们当中就会有不少世界级的大师。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经济学是解释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套简单的逻辑体系，在这样的逻辑体系中，哪个理论在世界上是重要的、有影响力的，其实不在逻辑本身，而取决于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发生在世界经济中心的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

　　研究经济问题时，这个简单的逻辑体系一定要抽象，保留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变量，把不太重要的舍弃。在成千上万可能的经济变量中，保留哪几个变量呢？只有生活在该经济体，非常了解其社会、历史的人，才能从众多可能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保留几个重要的，也就是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总结来说，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经济学家研究他所处时代、所在社会出现的问题，对其中因果关系提出的逻辑解释。因此，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地方性、国别性的，没有世界性的理论。但是，重要的国家的社会经济现象对世界的影响就大，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就会被认为是具有重大意义。

　　日报：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些经济学家思想、理论的影响下改变了很多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的繁荣，怎么看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

　　林毅夫：理论都不是凭空而来的，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并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理论都是从过去的经验中总结出的道理，它帮助人们了解变量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找到方法改进经济现象。社会是不断在发展和变化的，所以经济学理论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总是不断被新理论所扬弃。

　　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也都在进行经济转型。但是，按当时盛行的主流理论执行正确的转型政策的国家，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绩效和稳定性比转型前还差，而少数几个实现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推行了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政策。这里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说违背主流理论的政策一定会成功，只是这些成功国家的经验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反思。理论的目的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主流理论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如发达国家，但问题是根据这样的认识所制定的政策，推行的结果没有成功。原因在于现在的理论绝大多数是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现象总结出来的，而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似性，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与发达国家不同，因此应用这些理论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发达国家自身的条件是变化的，它的理论必然也不断变化。所以，总结发展中国家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经济理论非常有必要。

　　日报：在中国经济学家辈出的时代，一些致力于鼓励经济学纯理论研究的基金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作为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首届学术委员会成员，你如何看待基金会成立的意义？

　　林毅夫：我认为，北京当代经济学基金会可以发挥这样几方面的作用：第一是鼓励大家深入了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转型中的经验，探究其成功或失败的逻辑，从而提出新的理论。

　　第二是每个学者的理论创新都是瞎子摸象，因此，需要一个交流的平台，相互切磋。基金会可以促进交流、争论，从而让人们更加深入地、全面地认识所研究的现象。

　　第三，基金会还是推广的平台。希望今后学界根据中国经验提出的理论能够在国内和国际上，跟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发达国家的学者交流。世界人口的85%仍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共同愿望是赶上发达国家，中国的状况与其相似程度比发达国家高，因此总结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更具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