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沉默的聂隐娘撞上这个“滔滔不绝的失语”时代(组图)

　　看完《聂隐娘》，和一个写影评的朋友陷入沉默。据说法国人认为，彼此沉默的时候，其实正有天使飞过。或许法国人看完《聂隐娘》也陷入沉默，所以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颁给了侯孝贤。

　　这几年的中国电影第一次出现如此极端的舆论两极化状况，影评人一片喝彩，但喝彩归喝彩，其实他们也没说出什么新东西，所有的评论语言都是现成的。相比之下，普通观众的表现倒更真实：迟到、中途离场、大声交头接耳作一头雾水状、手机铃声此起彼伏。这感觉有点像抱着看《龙马飞甲》的心情，结果出来发现比《2001太空漫游》还云里雾里。

　　当然，不管是影评人还是观众，大家纠结的点只有一个：看没看懂。且慢，姑且先别管导演要说什么、人物间关系是什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我们所认为的懂，是何种层面的“懂”。我们所认为的“不懂”，又是何种层面的“不懂”。

　　首先，不论你自认为懂还是不懂，似乎都很难逃开好莱坞式的叙事的限定，一是一，二是二，所有信息给足。它给我们整整齐齐的情节，我们就整整齐齐地理解。讲得更直白：情节至上。但侯孝贤认为好莱坞式的整整齐齐是为了“介绍”和“说明”而拍，而他只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拍。阿城说侯孝贤是按照中国诗歌的精神去拍的：中国诗不甚追求行为的完整。所以，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大概能理解侯孝贤电影的去戏剧化为什么就是一种“拿掉动词”的过程。观众看不懂里面的人物关系，但其实他已经交代清楚了，他只是没有再用第二个镜头去交代、去填充。他说这只是一个商业片，你没看懂?仔细看看就懂了。

　　其次，我们所认为的懂，很多时候都是中学语文诗歌鉴赏课上学到的隐喻式的懂，即每个画面应该都是一个隐喻，一笔一划都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所以这么去看电影的观众简直要比导演更心急，他急着要拿个放大镜找到导演埋下的重重隐喻。譬如，有评论言之凿凿说这部电影在隐喻两岸关系，甚至直接把“独派”、“统派”这样的政治解读像过家家似的对号入座。这样庸俗的政治解读，是要把这部电影拉到和今天的港产烂片以及好莱坞反乌托邦电影一样的高度。前者从头到尾都要直白地隐喻中港关系，后者则彻头彻尾隐喻今天的阶级政治。但侯孝贤恰恰不会这样为现实政治寻找贪婪的喻体。

　　戴锦华有一句话说得到位：侯孝贤凭借直觉把握时代。当然，这里的直觉是一流艺术家特有的为时代赋形的直觉。即便他像一个工匠和考据家一样下了很多笨功夫，去深入研究唐朝政治、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他也不会被史料压垮，他不会拍成钱穆《历代政治得失》的电影版。你当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悲情城市》、《戏梦人生》，从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角度去解读《风柜里来的人》，但侯孝贤不会以学者的视角去拍，他所依据的始终是影像思维所赋予的直觉。这种直觉最终落在人物上，直觉告诉他在这个情境中，一个人物有什么样的反应。有人总喜欢拿爱森斯坦要拍出马克思的《资本论》说事儿，但真的别太当真。电影有它自己的语言，自然也有它自己的局限。但坏就坏在，我们总把一个导演错当成社会评论家、社会学家，希望他们为社会现实发言，期待他交出他的喻体。但侯孝贤没有我们要的那种喻体，他只有画面、感受和人物。

　　当然，初次在大银幕上接触侯孝贤的观众，如果没有任何关于他的影像风格的储备，难免水土不服。有说看到人物老不说话他真着急。但对侯孝贤来说，他始终认为默片才能真正展现电影独有的语言。所以他电影中从来都没有过多的台词。但有意思的是，偏偏碰上这个我们每个人都在“滔滔不绝的失语”的时代。《笑忘录》中，昆德拉说，普遍的孤独会导致“著书癖”，而集体“著书癖”反过来强化普遍的孤独感。所以能够想象，每个人都在社交网络上讲述自己故事的时代里，一个不怎么说话的电影是多么挑战大众心理。

　　当然，我并不认同某些文化精英主义的论调，说这部电影不是拍给大众看的云云。首先，侯孝贤拍电影时并不预设任何观众，他也从未想着要“背对”观众。其次，对于今天中国的主流观众群来说，电影是一个工作之余休闲娱乐的商品，这样的观影心态无可指责，我也不认同戴锦华把今天的主流观众群看成“非观众”。毕竟，你怎样看一个电影，不光取决于所谓的鉴赏能力、知识储备，还取决于电影对于观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就为了图一乐，你不能期待观众需要读一遍记录影片拍摄全程的《行云纪》和导演阐述之后，再走进电影院。

　　侯孝贤说他就想呈现一种氛围。我们也不妨放下所有先在的分析框架，从电影中升起的雾、走来的云看起。对于《聂隐娘》，懂或不懂，不是第一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