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
对于哄抢者，最好的普法是依法处理：要在处罚等环节祛除哄抢中的“去个性化”，还要择其严重的，作为执法案例通报中的典型案例公开通报。
浙江温州高速哄抢大米事件，持续引发关注。事发后，央视还统计制作了近3年来中国哄抢事件地图，显示18个省发生过哄抢事件。而10月3日，温州鹿城警方通报，五名涉嫌参与抢米者被抓获并拘留，警方仍在对其余涉事人员进行调查。据报道，曾参与抢米的陈某和谢某婶侄二人表示：“我们以为只是点米，不值钱，没想到这样是要被拘留”。
抢柑橘、抢苹果、抢油蛤……近年来，哄抢事件因其频发，已然成了不是新闻的新闻。尽管这类事件备受诟病，但舆论高压显然难为其画上句号。据不完全统计，自2013年至今，仅媒体报道的哄抢事件就达30多起。
社会心理学家塞奇在《群氓的时代》中说，当个体聚集到一起时，一个群体就诞生了，他们混杂、融合、巨变，甚至获得一种共有的、窒息自我的本性……它带来了智力的平均化、理智的停顿，及群体灵魂对个体灵魂的吞噬，出现典型性“集体疯狂”。这也能阐释哄抢的根源。而常被人们提及的“破窗效应”，也为哄抢常发场景提供了解释框架。
尽管能够被解释，哄抢行为的违法性质仍难改变。车装大米等财物即便散落在外，其物权也未发生改变，也应受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对哄抢、抢夺公私财物行为的拘留、罚款等规约；《刑法》第268条设立的“聚众哄抢罪”，都为惩治这类违法行径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今鹿城警方抓获五名嫌疑人，也算是以法律钢牙将哄抢事件相关处置纳入法律轨道。
但相关处罚不能到此为止，如果只抓带头的，到头来可能还落得个法不责众的评判。当地称已成立专案组，正深入调查，希望事件能以“违法必究”收尾：属于治安违法的，涉嫌刑事犯罪的，都要依法处罚，而不能拿“人之常情”为哄抢开脱。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事件中，有参与者事后“悔青肠子”，称没想到要被拘留。这也道出了集体哄抢中的参与心态：因为物品“不值钱”，且是掉在地上，所以不碍事。这本质上也是“以案普法”的不足：在产权清晰的司法体系中，公众会忌惮法律震慑力，但如果执法和司法过程中的淡化处理倾向，某些人就会觉得，哄抢不同于偷盗抢劫，而更近于“捡”，并滋生出“不捡白不捡”的心态，这种心态也荡涤了其愧疚感。
在此背景下，要实现普法，在人们心中植入“物权”概念，需要认真取证、严格执法，在处罚等环节祛除哄抢中的“去个性化”，实现对参与个体的罚当其责，还需要择其严重的，作为执法案例通报中的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惩前方可毖后，“群体哄抢，司机哀求，警方劝阻，无济于事，参与者侥幸”的剧情，也只有在无遗漏法办中才能以儆效尤。
远树（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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