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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放生:中央对东北应网开一面 更加开放

来源:搜狐财经

  10月17日,由东北大学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共同发起,与沈阳、长春、哈尔滨、大连四市政府联合主办的“经济新常态下的东北振兴论坛”在沈阳举行。该论坛旨在搭建政学研商界经济新常态下共谋东北振兴、助推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来自国家相关部委

的官员、国家级智库的专家学者、地方官员和企业界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会长周放生做了主题发言。以下为发言全文:

  周放生:我想谈的是东三省的国企改革问题,我们讨论东北三省问题要奔着问题去,解决东北三省问题的关键在哪儿?靠国家加大项目投入能解决问题吗?对提升GDP可能有些作用,地方政府当然希望国家投入多多益善,反正不要白不要。靠央企投资能解决问题吗?产能过剩如此严重,央企还能盲目投资吗?央企自身也越来越困难。2008年4万亿投入不是把最好的结构调整的机会错过了吗?是造成今年困难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靠加大投入能解决东北三省问题吗?能解决国企脱困吗?东北三省改革的关键在企业改革,在国企改革,改革突破看国企,东北三省振兴更是如此。那么,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什么?毛泽东讲过,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国企改革的内因是什么?改革国企的体制机制、增强企业活力。最近,黑龙江龙煤脱困,每年政府补贴30亿,拟下岗分流职工10万元,职工24万人,这是我从媒体上看到的数字。前些年龙煤的几百亿利润哪儿去了?难道要让职工买单吗?十八年前,林左鸣在沈阳黎明,当时脱困采取的就是改革的措施,改制分流。东方锅炉厂当年脱困也是通过改革解决的。海螺集团,一个企业的利润是安徽省全省省属国企利润的80%,它的利润是全行业利润的70%,它也面临着水泥行业产能严重过剩,为什么它能够做的那么好?是它十年前改革的结果。下岗分流不是办法,改制分流才是出路。那么,改制分流,官员要担责任,因为十八年前我担任国家经贸委国有企业脱困工作办公室的副主任,我每年到沈阳来五、六次,当时东北三省是最困难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我们担责任。目前主要矛盾是改革动力不足。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迪顿讲“援助无拥论”,由于被援助国自身问题,外来援助并不能发挥作用。迪顿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福利改善,应更多的依靠内部力量的发挥来解决,一个地区的振兴也应更多的依靠内部力量发挥来解决,国企改革同样如此。

  王珉说在吉林改革的方向是好的,通钢改革方向是对的,只是操作有失误,改革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要鼓励试错,保护试错,只要不贪腐。

  改革从来都是被逼出来的,脓包破了,也正是改革最好的时机,死马当活马治,可以网开一面,只要能够脱困,能够解决问题,什么招都可以试,没有错就没有对。

  那么,我建议,我们东北三省除了向中央要各种投入各方面政策以外,还应该要改革的政策,就是希望中央能够把东北三省作为改革的试验区,能够网开一面,在现有国家制定政策的基础上能更加开放。

  东北三省国企改革的突破口。

  第一,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国企要充分破产重整。我们国家2007年颁布了《企业破产法》,《企业破产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借鉴了美国《联邦破产法》的破产重整。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花旗银行、通用汽车等公司都经历了破产重整,今天仍然是最好的企业之一。央企上市公司中和泰百破产重整,凤凰涅磐、欲火重生,我拍了一部这个案例的纪录片,一个半小时,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今天没有机会给大家放了。

  无论用什么办法救企业,无论用什么借口救企业。比如说稳定压倒一切,都是改革的倒退,可以花钱救职工,不可以花钱救企业,这是原则。三年脱困期间,哪一天政府门口没有人,当年的沈阳市政府、辽宁省政府门口天天有人,改制分流比下岗分流要更有利于稳定,所以企业要优胜劣汰。

  第二,改制分流。国家经贸委2002年856号文,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文件到今天仍然适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全国大概解决一半。龙煤可以将与十万人相对应的企业资本打包实行分散突围,就像当年的黎明和东锅一样,而不宜再用下岗分流的办法,可以先试点。

  第三,分红权改革。二十年前,联想怎么改革的?就是当时中国科学院和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给了联想一个政策,就是给了内部员工35%的分红权,联想改革从此起步。上世纪如果没有当年联想的分红权改革,就没有联想的今天,联想到今天仍然有36%的国有股,34%左右的内部员工股,主要是骨干员工持股,还有40%的民营资本。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有资本大幅度增值。分红权改革,骨干员工持股,使联想有了主人,这个改革主要解决了企业有了主人,解决了联想发展的内因,国有资本、民营资本搭经营者、骨干员工资本的便车。没有三十年前分红权改革,就没有今天的联想。

  国务院国资委2008年139号文,关于规范国有企业职工持股投资的意见,明确经批准可以探索通过多种方式,取得企业股权,符合条件的也可获得企业利润奖励,利润奖励就是奖励分红。就是说,国务院国资委是有明确文件的,我们可以通过增量利润分会,不动存量,然后用正三七的办法,就是增量分红过程当中,70%仍然归国有资本,30%归企业内部的员工,尤其是骨干员工。而且,亏损企业可以用减亏分红的办法来操作。

  那么,我讲这个道理是不是有依据的呢?是有依据的。目前国内大概有七、八千家民营企业,在搞分红权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今天时间关系,不给大家讲案例了。通过这个改革,很多民营企业扭亏为盈,盈亏企业利润逆势增长,在同行业,民营企业甚至其他企业亏损的情况,凡是通过分红权改革的企业,利润逆势增长。

  当年,农村改革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土地收益权归谁的问题。农民有了土地收益权,农民成为主人,农村改革就起步了。收益权从所有权当中分离出来,我们过去讲两权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我们现在要讲三权分离,就是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相分离,明确收益权可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有人可能问,凭什么员工可以实现分红权,他也没有投资,是不是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要讨论,企业的价值是谁创造的,应该归谁?企业的价值都是劳动者创造的,都应该归劳动者吗?与资本无关吗?这个提法科学吗?那谁还会冒险去投资呢?另一点,企业价值都是资本带来的,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都归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无关,那不是把劳动者创造的价值全剥夺了吗?这合理吗?

  我认为,企业的价值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共同创造的。因此,按劳分红与按资分红相结合,天经地义。人力资本与投资者利益共享制才是公平的。因此,劳动股份制是合理的。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不存在流失。

  分红权改革操作容易,不动存量,只动增量,不涉及集体利益,不涉及改制,不涉及流失,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利于达成共识,可以在各类性质企业普遍适用。国企主要适用于充分竞争领域。关键是要想明白,不鼓励改革、不承担责任,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四,厂办大集体改革。

  十年前马鞍山钢铁公司,去年的包头钢铁公司,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而我们东三省的改革基本没有起步。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厂办大集体改革》的文件,但是东三省基本没有动,中央财政给了补贴,地方希望中央财政全兜,这可能吗?

  第五,兰州市城市国企整体脱困的典型。

  2005年—2007年,兰州市委市政府国企脱困攻坚战。当年的市委书记叫陈宝生,现在在国家行政学院当副院长,他当时说,我准备好市委门口打不开。那么,当时组织政府各部门制定了整套的改革政策,组成工作组,分期分批,一企一策,通过两个置换,一个是产权置换,一个是身份置换。在三年内把兰州当年国企的困境基本上改变。当然,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情况越来越好。当年,国务院国资委把兰州市作为城市国企改革的典范,现在的兰州市副市长牛向东,就是当年兰州国企改革的前线总指挥。

  钱从哪里来?我们改革遇到两个问题,一个是钱从哪里来,一个是人到哪里去。我们今天筹集改革成本的能力比十八年前好多了。比如说,国有资本收益,比如说,国有股权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权变现,包括财政的补充、中央财政的支持,筹措改革成本的能力比十八年前强多了,少上几个项目,改革就强多了。人到哪里去?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不能再搞大面积的下岗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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