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中国的很多政策违反经济学基本原理

　　10月28日，理想国、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人文经济学会支持的“经济学范式的突破——张维迎《经济学原理》新书发布会”在北大举行。王则柯、张维迎、卢锋、姚洋、刘国恩、徐晋涛等经济学家与会。卢锋做了主题发言。发言全文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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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锋：由于技术原因，我一直没有拿到这本书，也没有主动的找这本书，也没有想到能够交流的心得体会。如果知道是这个主题，我已经教了将近二十年的经济学原理，让我讲体会，一定会有很多话可说。维迎邀请我来参加，实际上我很纠结。我纠结在大家好像都没有特别强调今天会议的主题。维迎给我们出的命题作文是要讨论经济学范式的突破。我一直在想什么是经济学范式？那就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带有根本立场框架性的基本判断。从经济学术史的角度，也许可以说劳动价值的边际革命替代是一个范式的突破。说老实话，我很纠结。在经济学原理这个层面，怎么能够用系统透彻的方式来阐述市场经济学原理。我觉得这也可以看作是一个范式。

　　首先要祝贺维迎出版这么一本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专著，对我今后教学经济学原理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刚刚听维迎系统阐述这本书的特色，对我非常有启发，我也非常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还想结合我个人对开放宏观经济、农业经济的研究，再结合今天的命题，讲四个案例。

　　第一，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经济的超预期追赶改变了全球的格局。我觉得确实可以给宏观经济学或者是经济学理论范式的突破提供了时代环境。从我个人研究过的角度来判断，比如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利用了当代产品分工塑造的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不仅是中国，四小龙都是这样。美国在60年代要调整产能结构，引入了9080税法，启动了产品分工，给后进国家提供了契机。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时代背景。

　　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还很低，但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以后，30-50%的增量贡献都来自人均收入只有美国15%的国家。日本是完全不可比的。中国在人均收入相对较低的发展阶段，还有很多制度缺陷。中国的很多事情是做得对，但不一定说得通，别人更不一定搞得懂，自己也不明白。

　　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讲，反而让中国这样的穷国给富国提供了大量的储蓄，甚至造成了富国金融危机的外部环境。正在热议的国家货币体系的改革、快速的变化等等。这样一系列变化组成的时代背景确实可能给经济发展理论范式的突破提供条件。

　　从我个人有限的观察来看，在经济学学术层面，将这些一些问题定义下来做系统的理论研究，还远远没有达到成熟，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真正的破题。我觉得学习经济学的同学们应该有一些大的眼光、格局，像张老师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就敢于突破创新。姚老师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就读张老师的文章。很惭愧，我比张老师的年纪还大，那个时候也就是读张老师的硕士研究论文，我们还是人手一册的研究。年轻同学应该结合时代特点，抓住一些重大问题，敢于突破、敢于创新。

　　第二，对于当下粮食市场的波动。中国很多问题也不能通过经济学范式的突破来解决。我记得张老师好像说过一句话“中国现实经济80%的问题都是经济学原理层面的”。就是因为张老师的一句话，我教了二十年的原理，我认为原理很重要。我觉得这句话确实很有道理。注意财经形势的人就会知道，有一个重要的财经媒体报道中国粮食价格剧烈下跌，玉米主产区的玉米价格下跌了20%左右，小麦价格也出现剧烈下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些媒体人士评论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危险信号。从宏观经济学的下行调整来讲，恐怕是最后一只落下的靴子。为什么中国的粮价会剧烈下跌呢？答案非常简单，就是中国的粮食库存多到了离谱的地步。

　　我在刚刚回国做农业研究的时候就呼吁过应该公布粮食库存的数据。因为粮食库存信息对于稳定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是有好处的。根据由于研究估测，中国的官方粮食库存至少在2亿吨以上，大概占全年消费量的40%。农牧的库存又占很大的比例。所以中国的库存肯定是数倍于合理库存。一般认为结转库存应该是18%作业。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有这么高的库存呢？道理很简单，就是过去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很好、税收很好，一方面大量的补贴农民生产粮食，不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另外一方面，我们又以配额的方式限制粮食进口。这就导致非常罕见的现象，去年的粮食进口已经增长到1亿吨。因为进口粮食相对便宜，跟国产粮食有将近一倍的差距，都被市场消费了。我们用最低收购价格刺激粮食生产，很大一部分卖不动，最后就是为粮库生产。这就形成了进口粮不够吃，农民生产的粮食又要入库。现在的库存降不下来，财政也没有过去那么好了，终于出现了九个字，卖不动、装不下、收不起。

　　我们研究中国的农业史，在1984年、1985年，粮食一直过剩，就是这种情况。如果有同业关注过我的研究，曾经写过三次粮食过剩，这样一种半周期政策导致过量库存，政策调整给农业、农民收入和宏观经济带来冲击，不是仅仅一次，而是有多次。这些事情都不是需要经济学理论的突破，更重要的是需要经济学原理对这些问题进行常识性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破除过去半周期改革的循环，真正在市场化的改革思路上厘清农业政策，厘清农业价格、粮食价格的流通体制。

　　第三，有时候有些看起来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也未必是好事，也未必证明是积极的进展。开放经济学当中，发达国家过去几年的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过度采取超宽的货币刺激政策，带来了一些问题。我们过去读经济学原理，货币政策在一定情况下是没用的。凯恩斯学派没讲如果没用了该怎么办。现在重大的突破是在没用的情况下，照样还有办法让它有用。怎么有用呢？简单来说就是超宽的刺激。利率政策不管用了，再进行数量购买。通过打高资产价格，刺激经济。好多媒体人士评论，就是长期服用激素替代治疗方案。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听起来很怪的治疗方案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支撑，就是当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对通货紧缩的看法跟历史上有非常大的突破。简单来说，CPI的下降，接近于0，或者负数，就代表恶性通缩发生的前兆，恶性通缩就可能导致恶性的箫条。为了避免这种局面，采取任何一种有负作用的政策都是合适的。克鲁格曼就在分析这个问题。他讲话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这一点跟张维迎老师很像。克鲁格曼提出“不负责任的宏观政策就是负责任的宏观政策”。某种意义上，这是创新的，但这个创新好不好？我非常怀疑。首先是从学理来看，货币过度的刺激也许不会马上导致CPI上涨，但它带来资产价格过度的飙升，算不算是通货膨胀？我觉得这是当代最大的问题。按照我刚刚讲的通缩恐惧论这样一种量宽政策，学理上是说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货膨胀仅仅会通过CPI、GDP这样一些流量的产出或者服务的价格上升表示出来。如果资产价格飙升，他认为不是货币的问题，而是监管不到位，需要加强监管。看看古典货币学派的理论，无论是费舍尔的理论，还是剑桥派的货币余额，他们绝对没有说这句话。

　　这一套理论的突破，带来的政策实践的效果怎么样？学理上最后能不能被历史检验？我非常质疑。我个人觉得，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目前这一套刺激政策再带来一次股市、房市的泡沫，最后再出现一次危机，我也不奇怪。这个案例说明也不一定所有经济学理论的突破都是好的。

　　第四，中国经济的转型背景确实给我们思考经济学理论问题提供了条件。在目前的经济下行阶段，国家公布的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的数据相对平稳、波澜不惊。这就引起很多媒体人和专业经济学家的批评。大家认为统计局失业率的数据看不懂，甚至说这些数据都是造假的。我个人在刚回国的时候专门就农业数据的高估写过报告。中国经济在过去的历史上确实有造假的，这个评论有逻辑道理。质疑中国当下失业率平稳的道理就是经济学的奥肯定律。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的波动之间具有某种耦合关系。在发达国家，它表现为奥肯模型。失业率的变动和GDP的变动有一个反向的关系。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在描述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方面还是相当稳健的，相当具有显著性。问题在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的经济体来讲，奥肯定律的关系在描述中国转型背景的时候具有一个理论局限。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宏观波动不表现在失业率问题上，而是表现在中国的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相对强度和节奏上。几年前，我们跟人社部做劳动力研究，就提出了这样的设想。这个模型不光包括失业率，还包括劳动力转移。经济下行以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特别是农民工的薪资数量，确实是减少的。那就是奥肯关系，如果把它定义为是劳动力市场，在农业劳动力这个指标上是反映出来，但没有带来特别大的就业压力，为什么呢？一是因为农业劳动力的存量已经比较少；二是中国在过去十多年实施强大的农业补贴政策，使得农民转移的机会成本大大提高。

　　中国转型经济环境的阶段性特点给我们思考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借鉴。奥肯定律变成了特例，发达国家农业劳动莅转移完毕，劳动力转移的变量也就不会存在，劳动力市场的波动跟宏观经济周期的耦合关系完全表现为失业率的关系。中国经济成熟了，也会走到这条道路。但是，转型经济的特点恰恰让我们思考最广义、最一般的奥肯关系并不仅仅限于用失业率表示劳动力市场的波动。

　　中国经济崛起改变全球的格局，它给张老师研究的主题提供了机遇。理解中国转型期间存在的很多现象也未必需要经济学范式的突破。有一些经济学范式的突破也未必就是正确的方向，可能还有待检验。中国转型期间出现的现象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理论创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