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绘制于欧洲中世纪的赫尔福德地图。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收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今也是如此
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年底的北上广之行,一路讲座可谓场场爆满。听者既有须发斑白的老人,也有携带孩童的中青年。80年代那场文化热中,他们阅读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也思 考中国人的国民性。彼时,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尚未在大陆出版,但复印本被广泛传阅。在“国民性批判”上,他常常和柏杨、李敖相提并论。
20多年光阴倏忽而逝。当年那位意气风发、对中国文化近乎“千刀万剐”的批判者早已华发丛生,研究视角也从鲁迅、中国文化、中美文化对比,纵深至世界史领域。这项研究与避开洋流、越过暗礁,搭乘木架艇从古大陆到大洋洲拓殖岛屿的先民相比,算不得危险,但也足以让一个东方研究者皓首穷经。毕竟,此前的世界史研究,一直由西方历史学家主导。
70岁——这个孔子看来“从心所欲”的年龄前后,孙隆基开始写三卷本的《新世界史》。“我的胃口被汤因比撑大了。”和记者挤在汽车后排,匆匆赶往下一场讲座的路上,他开起玩笑。诚然,如果不是在上世纪60年代看了盗版的12卷本《历史研究》和斯宾格勒著述《西方的没落》,孙隆基的学术研究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在,轮到他向年轻时的学术偶像致敬。正如《新世界史》开卷第一句话所言,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
“文明古国说”之谬
距在长宁区图书馆的演讲还有一个小时,孙隆基在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快餐店吃了晚饭。“我也算赶上‘战后婴儿潮’了。”乘坐自动扶梯时,他突然问起记者是哪里人,并谈到自己身世:1945年重庆出生,祖籍浙江。孙隆基面容清癯,身材颀长,是典型的江浙人长相。
18岁到台湾大学读历史,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到复旦大学进修。最初计划研究左联,没想到次年却写出“洛阳纸贵”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后多年,他往返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直到2005年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孙隆基说,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但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有一点;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就像从来没有回过祖籍地浙江,也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孙隆基觉得这样也好,至少看问题不会陷入某个时间、时段,慢慢就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先是研究中国文化劣根性;看了上百部好莱坞电影后,写下《美国的弑母文化》。回到台湾,又应邀写一部21世纪的世界史。“胃口撑大,就研究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这种宏观的意愿,就像《史记》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说‘大丈夫当如此’。”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孙隆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国”概念——伊拉克、至1971年仍被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及、巴基斯坦、中国(见《新世界史》。与国内通常说法存在差别)。这样的称谓,不管在中国教科书,还是《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里均屡见不鲜,得到国际公认。孙隆基认为,如同“全球化”一词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也是现代概念。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蔚为历史潮流,随后出现以“古国”命名的地域。
“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国,怎么成为古代文明?”“‘文明古国说’在印度也害死人。印度人说,怎么遗址都在巴基斯坦境内?他们很不服气。”他端坐在演讲台,西服前挂了条博柏利围巾,批评时眉头紧蹙,却不失温文尔雅。尤其令他不满的是,印度学者因为该古文明驰名于世的遗址大部分在巴基斯坦,转而强调印度境内早已干涸的古老河道萨拉斯瓦蒂周边的遗址,甚至将印度河流域文明改为“印度河—萨拉斯瓦蒂河文明”,这样一来,古印度也变成了“两河流域文明”。
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施展也解释过“文明古国”一说存在的问题。这是预设人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别、民族来叙述的,但事实上,国别、民族的概念直至后代才生成。重视“古国说”,是一种对于“认同”的需求,因为这样可以便捷利落地为人类文明找到一个貌似轮廓清晰的起点,更可以用来证明本国文明的伟大意义。在孙隆基看来,“古国说”虽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很难想象500年后还会有这种概念。”
与“古国说”对应的则是文明之滥觞。普遍的观点是,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继产生了世界四大文明。但孙隆基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材料证明,农牧业起源地并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各“文明区”也绝非孤立发展,而有绵延不绝的联系。
孙隆基形容,埃及就是农耕文明与放牧文明的“外祖母”。
进而,他总结,“古国说”是西方的概念,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将游牧与放牧地带排斥在外。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并非被农耕文明进化抛弃后的残余,而是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经济形态。只因为相对来说不定居,是小规模城郭,也无中央管制,没有发展文字书写的需要,就被视为二等公民,甚至“蛮人”。
《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与亚伯,一个是农夫,一个是牧人。上帝偏爱亚伯,该隐心怀嫉妒就把亚伯杀了。孙隆基说,这个故事背后的隐喻是“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对农耕文明的敌视。巧的是,伊斯兰的诞生地就在北阿拉伯贫草原和绿洲地带,也是“游牧—放牧地带”。这一文明,在漫长的演变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可谓影响深远。没有亚欧大草原和北阿拉伯干草原、邻居的沙漠绿洲地带,就没有古代世界的“殉葬师”匈奴、丝绸之路、贯通亚欧的蒙古大帝国,也没有古犹太信仰和地中海化的基督教版,更不会出现伊斯兰世界。
再问“大中央主义”
孙隆基第一次到北京,是“文革”结束后不久。80年代,他在上海亲历了“文化热”。2010年又参观了世博会,还顺道去了南京。他直言,现在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了,“有些表面的现象也过时了。”在驶往市中心的高架上,他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说道。
他多次坚持,作为严肃学术著作的《新世界史》,与无意间走红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关联。但依然有好奇者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孙氏思维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他在新书中不仅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待定论,还毫不留情地直指当下中国史前史研究必须销毁的“四大偶像”。如此表态,难免不让人想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的经典自陈:本书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地”反省的结果。
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感叹,中国历史教学受制于两个怪圈:一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另一为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孙隆基对此深有同感,称这是一种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的“大中央主义”,因此尽管中国幅员辽阔,却只有一个统一的北京时间,不像俄罗斯有11个时区、美国有4个时区。
在中国早期的考古实践中,“大中央主义”亦在发挥作用。上世纪20年代,中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接连发掘后,立刻被树起界碑,分别成为了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文明的代表。至于后来发现的众多远古遗址,都被视为受其影响、辐射的边缘区众星拱月。2000年,又有学者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这在他看来不过是中原主义的新版而已。
他将这种“执念”称为“黄土带的迷思”,“中国人自身认同就有一个是‘黄’,祖宗是黄帝,黄土带又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温床。”不过,近年来中原中心论的观点逐渐被挑战。2013年,台湾学者郭静云关于中华文明的新起源说,就被认为石破天惊,并引起不少争议。她将中原移至江汉一带,认为先楚文明才是中华文明最先进的核心;殷商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关联,二里头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汉流域文化之“边城”。
郭静云的学术观点,大部分孙隆基是赞同的,“这样的提法,当然会和传统观点形成很大的差异。问题是,中国人现在还是大中央主义,如果对古代的大中央主义‘消一下炎’,可能就会对现在的观点有一些批判。”他的治学之路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很深。该学派认为,历史是全面的、整体的,包罗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每个片段都不是孤立的,只有都被链接起来才能得以看到历史的全貌。
他说,比起古人来,今人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我想知道所有的未知。”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