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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制于欧洲中世纪的赫尔福德地图。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收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如今也是如此
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年底的北上广之行，一路讲座可谓场场爆满。听者既有须发斑白的老人，也有携带孩童的中青年。80年代那场文化热中，他们阅读弗洛伊德和列维·斯特劳斯，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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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多年光阴倏忽而逝。当年那位意气风发、对中国文化近乎“千刀万剐”的批判者早已华发丛生，研究视角也从鲁迅、中国文化、中美文化对比，纵深至世界史领域。这项研究与避开洋流、越过暗礁，搭乘木架艇从古大陆到大洋洲拓殖岛屿的先民相比，算不得危险，但也足以让一个东方研究者皓首穷经。毕竟，此前的世界史研究，一直由西方历史学家主导。
70岁——这个孔子看来“从心所欲”的年龄前后，孙隆基开始写三卷本的《新世界史》。“我的胃口被汤因比撑大了。”和记者挤在汽车后排，匆匆赶往下一场讲座的路上，他开起玩笑。诚然，如果不是在上世纪60年代看了盗版的12卷本《历史研究》和斯宾格勒著述《西方的没落》，孙隆基的学术研究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现在，轮到他向年轻时的学术偶像致敬。正如《新世界史》开卷第一句话所言，目前该是将历史性质的理解通盘翻转的时候了。
“文明古国说”之谬
距在长宁区图书馆的演讲还有一个小时，孙隆基在附近一个购物中心的快餐店吃了晚饭。“我也算赶上‘战后婴儿潮’了。”乘坐自动扶梯时，他突然问起记者是哪里人，并谈到自己身世：1945年重庆出生，祖籍浙江。孙隆基面容清癯，身材颀长，是典型的江浙人长相。
18岁到台湾大学读历史，70年代初去美国深造，1981年至1982年，又到复旦大学进修。最初计划研究左联，没想到次年却写出“洛阳纸贵”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此后多年，他往返于美国、加拿大等国多所大学任教。直到2005年回到台湾，任职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早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孙隆基说，虽然在美国生活了34年，但在美国不生根，在中国也不生根。“乡愁，有一点;要说很深的概念，真的没有。”就像从来没有回过祖籍地浙江，也不知道祖父的名字，孙隆基觉得这样也好，至少看问题不会陷入某个时间、时段，慢慢就成了一个世界主义者：先是研究中国文化劣根性;看了上百部好莱坞电影后，写下《美国的弑母文化》。回到台湾，又应邀写一部21世纪的世界史。“胃口撑大，就研究而言绝对不是一个好现象。这种宏观的意愿，就像《史记》里项羽看到秦始皇出游，说‘大丈夫当如此’。”
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孙隆基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四大文明古国”概念——伊拉克、至1971年仍被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埃及、巴基斯坦、中国(见《新世界史》。与国内通常说法存在差别)。这样的称谓，不管在中国教科书，还是《世界文明史》、《全球通史》里均屡见不鲜，得到国际公认。孙隆基认为，如同“全球化”一词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四大文明古国”也是现代概念。法国大革命后民族国家蔚为历史潮流，随后出现以“古国”命名的地域。
“巴基斯坦1948年才建国，怎么成为古代文明?”“‘文明古国说’在印度也害死人。印度人说，怎么遗址都在巴基斯坦境内?他们很不服气。”他端坐在演讲台，西服前挂了条博柏利围巾，批评时眉头紧蹙，却不失温文尔雅。尤其令他不满的是，印度学者因为该古文明驰名于世的遗址大部分在巴基斯坦，转而强调印度境内早已干涸的古老河道萨拉斯瓦蒂周边的遗址，甚至将印度河流域文明改为“印度河—萨拉斯瓦蒂河文明”，这样一来，古印度也变成了“两河流域文明”。
外交学院政治学教授施展也解释过“文明古国”一说存在的问题。这是预设人类文明史从一开始就是以国别、民族来叙述的，但事实上，国别、民族的概念直至后代才生成。重视“古国说”，是一种对于“认同”的需求，因为这样可以便捷利落地为人类文明找到一个貌似轮廓清晰的起点，更可以用来证明本国文明的伟大意义。在孙隆基看来，“古国说”虽然更符合今日民族主义的需要，却模糊了远古文明起源的图像，“很难想象500年后还会有这种概念。”
与“古国说”对应的则是文明之滥觞。普遍的观点是，两河流域、尼罗河、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以及印度河、恒河流域，相继产生了世界四大文明。但孙隆基用大量考古学、人类学材料证明，农牧业起源地并不在大河流域，是在山地;各“文明区”也绝非孤立发展，而有绵延不绝的联系。
孙隆基形容，埃及就是农耕文明与放牧文明的“外祖母”。
进而，他总结，“古国说”是西方的概念，完全从农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将游牧与放牧地带排斥在外。事实上，在公元前2000多年形成的“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并非被农耕文明进化抛弃后的残余，而是与农耕文明并驾齐驱的经济形态。只因为相对来说不定居，是小规模城郭，也无中央管制，没有发展文字书写的需要，就被视为二等公民，甚至“蛮人”。
《圣经·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儿子该隐与亚伯，一个是农夫，一个是牧人。上帝偏爱亚伯，该隐心怀嫉妒就把亚伯杀了。孙隆基说，这个故事背后的隐喻是“环阿拉伯游牧—放牧复合带”对农耕文明的敌视。巧的是，伊斯兰的诞生地就在北阿拉伯贫草原和绿洲地带，也是“游牧—放牧地带”。这一文明，在漫长的演变中对人类历史发展可谓影响深远。没有亚欧大草原和北阿拉伯干草原、邻居的沙漠绿洲地带，就没有古代世界的“殉葬师”匈奴、丝绸之路、贯通亚欧的蒙古大帝国，也没有古犹太信仰和地中海化的基督教版，更不会出现伊斯兰世界。
再问“大中央主义”
孙隆基第一次到北京，是“文革”结束后不久。80年代，他在上海亲历了“文化热”。2010年又参观了世博会，还顺道去了南京。他直言，现在看中国人的表现没那么负面了，“有些表面的现象也过时了。”在驶往市中心的高架上，他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说道。
他多次坚持，作为严肃学术著作的《新世界史》，与无意间走红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没有关联。但依然有好奇者试图从中找出某种孙氏思维的内在逻辑。尤其是，他在新书中不仅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有待定论，还毫不留情地直指当下中国史前史研究必须销毁的“四大偶像”。如此表态，难免不让人想起《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的经典自陈：本书是作者对自身文化“硬心肠地”反省的结果。
知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感叹，中国历史教学受制于两个怪圈：一为根深蒂固的中华大一统观念;另一为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历史本身。于是，本来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夏、商、周、秦、汉便被串在一起，像串糖葫芦一样，一根棍串下来，成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孙隆基对此深有同感，称这是一种根植于思想意识深处的“大中央主义”，因此尽管中国幅员辽阔，却只有一个统一的北京时间，不像俄罗斯有11个时区、美国有4个时区。
在中国早期的考古实践中，“大中央主义”亦在发挥作用。上世纪20年代，中原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接连发掘后，立刻被树起界碑，分别成为了新石器盛期和新石器晚期文明的代表。至于后来发现的众多远古遗址，都被视为受其影响、辐射的边缘区众星拱月。2000年，又有学者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重瓣花朵理论”。这在他看来不过是中原主义的新版而已。
他将这种“执念”称为“黄土带的迷思”，“中国人自身认同就有一个是‘黄’，祖宗是黄帝，黄土带又是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温床。”不过，近年来中原中心论的观点逐渐被挑战。2013年，台湾学者郭静云关于中华文明的新起源说，就被认为石破天惊，并引起不少争议。她将中原移至江汉一带，认为先楚文明才是中华文明最先进的核心;殷商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直接关联，二里头文明的地位，充其量只是江汉流域文化之“边城”。
郭静云的学术观点，大部分孙隆基是赞同的，“这样的提法，当然会和传统观点形成很大的差异。问题是，中国人现在还是大中央主义，如果对古代的大中央主义‘消一下炎’，可能就会对现在的观点有一些批判。”他的治学之路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很深。该学派认为，历史是全面的、整体的，包罗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每个片段都不是孤立的，只有都被链接起来才能得以看到历史的全貌。
他说，比起古人来，今人才是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我想知道所有的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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