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教父”张中生：影子煤老板是如何炼成的

　　现年61岁的高智广曾任中阳县粮食局党支部书记、局长，是张中生最早的领导和“伯乐”，见证其一路高升。

　　在其看来，张中生很早就表现出头脑灵活、善于攀附关系的特点。

　　据高智广对澎湃新闻回忆，1982年，中阳粮食局决定将粮油加工厂交给私人承包，指定时任厂长张中生接手，但张几次三番予以拒绝。高智广对此理解是，张中生个人不愿意出承包费，更乐意吃大锅饭。

　　不久，张中生便自谋出路，进入县财委工作。高智广称，张在粮油加工厂工作期间，就经常将土粮饲料供给时任副县长兼财委负责人之妻喂猪，因此在该领导面前颇能“吃得开”。此后，张中生调任食品公司经理，仍时不时送一些公司的猪头、猪肚、猪蹄给上述领导。

　　高智广称，在张中生担任食品公司经理期间，食品公司曾出现一桩弊案。当时，向本地农民收猪需要发猪饲料，去外地收购则不需要。食品公司在陕西省收猪，由此囤积了一批猪饲料，待到年底将饲料以溢价转卖给粮站，赚取差价。

　　曾在中阳纪检机关长期任职的何黎证实了此事，此案由当年粮食局内贼案牵出，其本人曾参与办理。据其回忆，某日上午，办案人员来到食品公司准备留下吃饭问话，张中生“十分嚣张”，不予配合。当时，县审计局也在食品公司查账，张中生声称“今天检察院来，明天纪检委来，审计局也在，这我还能工作？”说罢，未打招呼，开车扬长而去。

　　何黎称，办案人员等了一天半，再没见到张中生。不久，在县委主要领导插手下，此案不了了之。何黎据此认为，“张中生在当时就有靠山。”

　　据知情人士分析，张中生的一位亲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就进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担任某位省领导秘书。中阳县委领导对其亦有所求，因此与张中生结成政治同盟，加之张本身能力不错，理财水平较高，因此平步青云，1985年起先后担任中阳县工商局、财政局局长，5年后升任副县长，分管财贸。

　　何黎对澎湃新闻回忆，1992年，他在主办县供销社下属土产公司的案子时，再次与张中生狭路相逢。在查账过程中，何黎发现了用银行汇款单记账套取现金的线索，挪用资金或与修建供销社大楼有关。正查到关键时候，张中生来到土产公司办案办公室，指着何黎说，“你不能旷日持久地查。”

　　何黎回忆，自己当时顶了几句，“不让查早说，我是听纪委领导，还是听你领导？”无独有偶，此案亦未能彻查便告收手。

　　与之类似的还有1994年煤企张子山乡企业总公司的案子。何黎回忆，在张子山乡企业总公司查出花名册，为开煤矿，该公司每年过年过节给县、地区、省级近百名领导，每人平均送500多元的高档烟酒，张中生也有份。

　　正在铺开取证调查过程中，中阳县委下文决定将何黎调至对台办。何黎不从，次年县委领导变更，其被调至某局任副局长。何黎称，当时张中生“卡着我不让上”，最后被当时的县纪委书记顶住了才得以放行。

　　不只是何黎，多位中阳退休干部向澎湃新闻记者讲述，张中生如何“有仇必报”甚至“恩将仇报”。

　　林易亦称，张中生分管下属单位发生负面事件，其了解后向县委领导汇报，为张中生说了好话，张当时对其点头哈腰颇为感激，然而时隔多年张对其升职问题却多次横加阻挠。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与张中生亲近或对其言听计从者，都能分得一杯羹。

　　多位中阳退休干部交叉印证举例，张中生的妻子由普通职工调为县政协副主席，其家庭医生做了县医院院长，家庭教师做了校长，随后又升任县长助理。张中生还调用公安干警为其看家护院，后将相关人士擢升为县公安局领导。此外，其“心腹”商人承揽了诸多中阳市政工程。

　　上述教师被指于1998年帮助张中生的儿子高考作弊，以县文科状元身份进入北京一所知名大学。接近张中生的人士称，其子在入学复试时险遭除名，张中生在京逗留8日为之周旋。

　　煤矿争夺

　　张中生“霸道”的一面，在煤矿交易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多年来，高智广一直在为自己过去承包的赵盘庄煤矿被迫关停转让一事，实名举报张中生。

　　高智广告诉澎湃新闻，1992年，其任中阳县统计局局长时，单位集体承包了赵盘庄煤矿，1994年，他退居二线后，由于亏损较重，新任局长不愿接手该煤矿，他便个人承包经营起来。

　　为了响应国务院1998年底发布的《关于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煤矿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中旬，中阳县成立煤炭行业关井压产领导小组办公室，并根据上级指标拟定了11座关闭矿井名单，赵盘庄煤矿被列在第一位。

　　中阳县煤炭局2007年《关于关闭我县赵盘庄煤矿的复查意见》显示，赵盘庄煤矿当年仅有采矿许可证而没有生产许可证，被列为“一证矿井”，符合国务院明确规定的关井范围—“两证不全”。该意见书据此称，县关井压产领导组将其关闭是合法的。

　　高智广对此却并不服气。他认为，时任县委书记张中生是选择性地关闭煤矿。高智广指出，当时，包括西合煤矿和雷家沟煤矿在内，中阳大部分煤矿均属“两证不全”，上述两家煤矿的矿主因张中生的关系，被予放行。还有5家煤矿，虽列在闭矿名单内上报，却从未关闭停止生产，还得到转让和赔偿。

　　高智广未能获得丝毫赔偿，在煤价飞涨的时代还未来临前，背下千万巨债。对此，中阳县煤炭局的解释是，中阳县在2000年以前所关闭的矿井，都没有进行过关井补偿。

　　高智广称，自己投入百万余元对赵盘庄煤矿进行基础设施改造，历时3年，直到1997年才将10#煤层打通，三层煤，高5.5米，煤质好，储量大，年产约15万吨。闭矿后，周边许多企业家曾有意向接手重新开办该矿，县政府都未予通过。

　　高智广回忆，2003年初，在问询时任分管煤炭副县长时得知，刘志文要开办赵盘庄煤矿。澎湃新闻记者多方求证，刘志文是张中生的亲家，刘子娶了张女。

　　赵盘庄煤矿原地处张家庄乡（现并为武家庄镇），与暖泉镇煤矿矿界相连，井口相距300米，人们后来将两处统称为暖泉煤矿。

　　据高智广了解，当时，刘志文已是暖泉镇煤矿矿主。原本该矿是暖泉镇村办企业，因开采多年濒临采尽，亏损较大，亟需重开井桶。1993年，原山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枝树平到暖泉镇下乡扶贫时，决定扶持该矿，后在省筹集资金，加上镇政府自筹资金共计460万元，重新打井桶并找到了一块好的煤田。但此后，在张中生授意下，该矿就被私人承包给了刘志文。

　　据高智广估算，两个煤矿加在一起，刘志文每年至少可以赚5个多亿。而他也认为，赵盘庄煤矿之所以被关，一方面是因粮油加工厂承包一事与张中生不和，张故意刁难，同时也有利益输送因素。

　　9月5日，澎湃新闻前往中阳暖泉镇煤矿，从普通工人处证实，该地煤矿原矿主确为刘志文。

　　公开资料显示，暖泉煤矿后来经历了两次转手，先是隶属于邢利斌控制的中阳联盛暖泉煤业有限公司，2010年又被中阳钢铁整合，采矿权人及矿山名称变更为中阳暖泉煤业有限公司。

　　政商联盟

　　与张中生关系最密切的煤炭富商，非袁玉珠莫属。一位曾在中阳钢铁办公室工作的老员工对澎湃新闻称，“袁玉珠每行一步，都靠张中生参谋。”

　　据其了解，袁玉珠原是中阳县城关镇农机站的一名打铁电焊工，上个世纪80年代与张中生任经理的中阳食品公司联营办铁厂，赚得第一桶金，中阳钢铁厂成立壮大过程中也不乏张中生的身影。

　　除了这位老员工外，澎湃新闻记者接触的多位中阳官场人士，均对中阳钢厂原董事长王德昌的遭遇抱有同情。

　　此前，澎湃新闻曾报道王德昌与袁玉珠的股权纠纷。王德昌公开举报称，袁玉珠违背协议擅自将其投资款改作借款，非法登记自己为法人代表，其投入资金、技术、人才创办的钢厂就此为袁玉珠独占。

　　上述员工称，王德昌一纸诉状将袁玉珠告至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时，张中生、袁玉珠及时任中阳县人民法院院长还曾一起住进位于太原的山西晋祠宾馆，商量处理此事，包括如何“公关”。

　　一位曾在中阳县政府办公室工作的退休干部称，张中生在任分管财贸的副县长期间，即开始将扶贫款等各种专项资金拨给袁玉珠的中阳钢铁。这一说法为中阳多位退休干部所认可。

　　有一个故事在中阳流传甚广，有记者到农村采访中阳扶贫工作，问及谁是中阳最贫困的人，一位村民直言是袁玉珠，原因便是“中阳的扶贫款都给了袁玉珠”。

　　上述多位人士还指出，中阳钢铁多年来涉嫌偷税漏税，而这样的企业不止一家。

　　曾长期在中阳县财贸系统工作的退休干部林易称，中阳钢铁近年每年欠税上亿元，由于与县委县政府关系密切，部分以教育等公益事业投资方式代替。据其了解，上个世纪90年代末，县国税局曾要去中阳钢铁查税，被时任县委书记张中生叫停，其还通过吕梁地委领导直接向地区国税局稽查局打招呼。

　　林易称，仅其了解的1999到2000年的情况，“政府公开开了口子，每年按煤炭产量和销售价核定征税时，两项数字都下压了1/3左右，保守估计每年漏税1亿元”。

　　而同等产量的煤矿，征税额却可以不尽相同。林易称，有一回，后来与张中生结为亲家的一位煤矿老板，其拥有的低硫煤矿至少年产15万吨，却按12万吨产量核税，同样年产15万吨的另一煤矿老板得知后不满，通过一位县委老领导向张中生反映，最终得以“享受同等政策”。

　　与高智广一样，林易也能举出不少张中生在煤矿寻租方面的事例：设计让亲信经营煤矿；对黑煤矿，即使出了重大安全事故，收了钱就“睁一眼闭一眼”；煤矿资源整合中的低价收购等。

　　林易形容张中生“空手套白狼”，通过掌控煤炭安全生产关停和资源整合决定权，实际控制不少煤矿和煤企，以“权力股”巨额变现。

　　一位熟悉中阳煤炭行业的在职中阳县局领导亦称，中阳有40多座煤矿，张中生控制的大约有八成，而当地稍有势力不为其所控制的煤矿主，逢年过节送个几百万给他也是常有之事。“普通煤老板都是给张中生打工的，他很有可能有百亿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