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的家族精英辈出，有音乐家、艺术家、作家和演员，他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都是民歌歌手或作曲家。帕拉的专业是数学和物理学，他还在牛津进修过宇宙学。写诗是他从小的爱好，接近不惑之年时，他开始以圣地亚哥一位理论物理学教授的身份，在欧洲和拉美各个国家朗诵自己的诗作。
他管他的诗叫“反诗”，意思是，要跟人们所理解的诗反着来。他认为反诗可以解释一些之前从未解释过的、同我们的生活与世界相关的东西，一些把诗同生活捆绑在一起的深层的东西。反诗拒绝被制度化，不过，一些批评家说这是个悖论，除非把反诗变成一个动物标本来分析，否则，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反诗所隐藏的颠覆和摧毁。而众所周知，一首好诗是不应该依靠分析才见出其闪光点的。
帕拉的反诗，起先限于文学和艺术层次的表达，任何在文学上“优越”的东西都被他排除在外，后来，他在《手工制品》组诗中，将文化的一些神圣象征全都摈除，把从政治、抒情、笑话到娼妓等等的一切放在同一平面上，以此压制等级观念。《手工艺品》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作品，不是一本装订好的书，而是一盒子装得满满的明信片，几百张，印几百首诗，发给几百个人，帕拉说，他要制造了一起文学意义上的爆炸，发出去的明信片，就像是一个炸弹爆炸后的碎片一样。
他就是这样来实践自己摧毁高低、尊卑、贵贱、强弱等等对立范畴的“反诗”理念的。而他的诗作本身也充满了拼贴和拿来，报纸上的一行标题，一个广告牌上的字，还有墙壁上乱七八糟堆在一起的涂鸦，都会被他收进作品里。有时候，他干脆在诗里回答一些记者、批评家向他半开玩笑地提出的问题。拉美男人都放荡，帕拉拥有很多情人和女友，他经常把女人放在舌头上弹给读他作品的人和跟他谈话的人，让人好不尴尬。
诗人风流长寿，小说家严峻也长寿。再过三个月，赫尔曼·沃克就100岁了，这个名字也不算常见，必须同《战争与回忆》和《战争风云》这两部加在一起快有百万字的二战小说，外带《凯恩舰哗变》放在一起。《凯恩舰哗变》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改编成电影又是一部经典；此外，沃克还写剧本，他从百老汇得到的收入绝对够得上明星编剧的级别。
战争小说说到底属于类型文学，赫尔曼·沃克写得再好也不过算是一个一流的故事家，八十年代的中译本印量颇大，时下，《战争与回忆》又出新版，而旧版仍然可在所存寥寥的旧书地摊上常见。它们是大众读者接触沃克的入口，但不是全部，沃克是犹太人，他的犹太同胞说到他，首先想到的无疑是他出版于1959年的一本书：《这就是我的上帝》。
沃克曾把前往一所犹太教堂比作听一晚上歌剧。他平生最看重的成就不是写出畅销小说，而是帮助犹太教在战后的美国复兴。犹太人在纳粹期间遭到灭顶之灾，幸存者中的一部分战后定居美国，还有一部分是战前就在那里的。到五十年代中期，犹太人占了美国总人口的3%左右，他们虽然大多是世俗化人群，但对犹太教的命运十分关心。沃克适时出版《这就是我的上帝》，发表了让世俗人群都能听懂，也不会反感的宗教宣言，他说，当下的“明智之事”，，“就是运用艰苦的思想来找到正确的生活之路并循此而行，不管走这条路的人是多还是少……至少在今天，机遇在于成为邻里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古怪的不遵国教徒；但这种情形也在改变，而说到底，这又有什么要紧呢？”
沃克凭着个人财富和巨大的名气，通过写书和开设专栏，把正统犹太教的核心概念、专用术语传输给普通美国人，《这是我的上帝》一度成了美国人的早餐书。沃克的长寿，对正统犹太教徒绝对是福音，后者一直希望借美国来实现犹太教的复兴；沃克的书不但言辞昂扬地宣布，犹太教是生于现世的一条出路，而且还告诉读者信犹太教是一件既困难、又极有乐趣的事。“不遵国教徒”指的就是犹太教正统派，因为美国的国教是世俗，但能把他的话听到心里去的，显然不限于这一小群人。
沃克的书都厚，他写以色列独立战争的小说《希望》也是七八百页，后来他又写了叙述以色列建国后历史的《光荣》，向远在亚洲的“精神故乡”不停地致意。成功者往往精力旺盛，将近百岁时他又出了新书，可不是什么“百岁问答”、“百岁回眸”这种打年龄牌糊弄庸众的东西，而正儿八经的回忆录：《水手和小提琴家》。“水手”部分讲述他个人的生活经历，而讲述他精神史的部分，则由“小提琴家”这一常用于代指犹太人的职业称谓来统摄。
这几年，世界声誉的文化人瑞走了几位，《镜与灯》的作者、文学理论大师M.H.艾布拉姆斯卒年102岁，另一位更有名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雅克·巴尔赞，卒年104岁，他直到暮年都十分重要，因为他宏大的历史著作《从黎明到衰落》是在他93岁时发表的。还有一位文化大师，跟沃克一样也快百岁了，而他如今的重要性与他盛年时期相比，甚至都未曾稍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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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伯纳德·路易斯，专治中东史。
有太多事情的“然”把我们引向那些能告诉我们“所以然”的著作。路易斯的发表在1960年代的《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是英语世界首部较全面的土耳其专题著作。在伊斯坦布尔爆炸过后，路易斯和他的书会得到新一轮的重视。他生于英国，走上研究中东之路，主要是因为得到一个机会，能够接触到奥斯曼帝国的档案。在西方学者中，路易斯是第一个获此机会的，当然这得归功于有准备的头脑：他既可以查阅学术资料，又能一页一页地翻老报纸，此外，他还能阅读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希伯来诗歌，一开始读译本，后来则可以读原文。
三位人瑞，加起来三百岁出头，不过即便活了一个世纪，三个人的气质也大不一样。诗人和小说家，看上去比历史学家放松不少，路易斯总是有些无法掩饰的苦相。他在96岁时发表的回忆录《世纪：一个中东历史学家的思索》说了一件伤心事：1974年他离婚了，快六十岁的人欠下一大笔债。不久，普林斯顿大学给他发了聘书，他赶忙向新东家预支了一笔工资作为日常开销。
赴美前后的路易斯，运气和状态判若两人。之前他的研究做得很苦，成果寥寥，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优厚不少的待遇和宽松的教学环境，当然也是因为债务逼出来的动力，他连续写出了13本书，几乎一年多一点就能完成一本。他的声望逐级攀高。前半生坎坷，步入老境时方得奋起，路易斯不容易。
在西方读者看来，路易斯确实是把伊斯兰世界的过去和现在解释得最为清通透彻的第一人。他的杰作《中东》十几年前就引进了大陆，《现代土耳其的兴起》早三十年就被译成了中文，只是失之专门，知者寥寥。用戏剧性来形容路易斯的人生是很合适的；在赫尔曼·沃克的回忆录，人们看到他是如何少年得志、身心两修、在各个圈子里左右逢源的，而路易斯的生平则是大落大起。他守来了机遇的眷顾，但机遇又让他尴尬，他怎么也想不到，在85岁的耆耋之年，自己竟然还能成为全球瞩目的公共知识分子。
两家被劫持的飞机冲向纽约，双子楼塌了，路易斯一跃成为执西方世界牛耳诸公最想请教的人。电话被打爆，求见的人按日排队，这算是喜剧吗？路易斯说：算荒诞剧吧。伊斯兰和西方关系越坏，我越是红，就好像我发的是战争财似的，只要我无法为和平提出任何方略；现在，小布什令旗一挥发兵攻打伊拉克，没有一个人相信主意不是我出的。
谈起路易斯时必谈的一件事，是他跟萨义德结下的梁子。萨义德在《东方学》里指名道姓批评路易斯，说他属于那些对阿拉伯世界毫不了解的西方知识分子，写关于阿拉伯的书都是为帝国主义张目。这个指控的姿态很坏，带着党派情绪，即使不给萨义德及其后继者扣上“白左”的帽子，耐心读路易斯作品的人，也应该看到他在力求持平。
赫尔曼·沃克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由他的儿子们把他从年轻时积累到现在的几箱子个人日记给整理出来。对于路易斯，也许有意思的事是给他编一部幽默语录。他虽生涯多舛，人却很幽默。在服役于二战军方时，沃克积累了写战争小说的素材，路易斯则养成了讲笑话的习惯。在回忆录出版时的发布会上，戴着助听器的路易斯跟观众说，打仗的时候，他跟孟奇斯（威望素著的英军总参谋长）谈过一次话。“内容么，记不清了，”他说，“不过就算记得，保密法案也不会让我告诉你们的。”
作者：云也退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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