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置“僵尸”企业不能再延误

　　降蕴彰

　　编者按：

　　中国经济又至十字路口，改革将从哪里突破？

　　继权威人士2016年1月6日在《人民日报》“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本报上期（1月11日）刊发《中国经济温故1998》一文，旨在对十多年前那场深远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改革决策，进行完整的回顾。

　　该文引发了海内外业界和学界对当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诸多思考与建言。为了将这种有益的探讨持续下去，继上期“专访1998年国企改革亲历者”后，本报将陆续推出经济学人访谈系列，以真知灼见，拨开思想迷雾。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路径可选？改革是否存在主次问题？

　　权威人士在此前发表的“七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文中已有部分表述。权威人士甚至使用了一些较为严厉的词语，来形容当下改革时间之紧迫、“僵尸”企业等问题处置之必要。这些言论近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王小鲁也是较为关注的那群人中的一员。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他，曾两次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早年间一直在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他对目前很多行业出现的产能严重过剩、企业经营艰难等问题有着较为明确的判断。

　　在他看来，这与上一轮政府大规模投资和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未来宏观政策的重点继续放在刺激投资上，经济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加严重。

　　对于中央正在大力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王小鲁认为，供给侧改革应该着力于改善市场环境，培育市场中的创新能力，政府在产业和技术选择方面务必要慎重，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的选择，“在化解过剩产能方面也应如此，比如在国企改革方面，主要应该解决竞争性领域的低效率国企问题”。

　　在他看来，下一步关键是要纠正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和过度保护，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僵尸”企业要动大手术，或者重组、改造，或者破产清算，这样才能化解危机，如果总想把包袱留给后面，未来冲击会更大。

　　中国经济之踵

　　经济观察报：最近有“权威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与1998年基本接近，你对此如何看待？1998年改革有哪些“后遗症”？

　　王小鲁：现在的经济形势与上世纪90年代下半期的确有某些相似之处。在90年代前期曾出现过连续几年货币宽松和政府支持的大规模投资引起的经济过热，随后出现了产能利用率下降和过剩、企业亏损面扩大、效益滑坡、大批国企经营不善、经济增长下行等问题。对此国家于1995-1996年实行了对国有企业“抓大放小”的政策，对经营不善的中小国企，采取了破产、兼并、改制、重组、出卖等措施，1997、1998年推行了国企股份制改革。这些措施使一大批经营不善的国企破产倒闭或重组，一些国企改制为股份制企业，扭转了国有企业效益滑坡的趋势，改善了经济结构。

　　目前经济面临的问题，也与以前一个时期宏观政策过度宽松、各级政府大量借贷、大规模投资有关。这导致了很多行业严重产能过剩，企业经营困难，不能正常还贷，亏损面不断扩大。统计显示，2015年1—11月全国工业亏损企业亏损总额已超过了8000亿元，其中超过一半是国有控股企业的亏损；国有控股企业亏损额已相当于其利润总额的43%，远远超过其他企业8%的水平。而且由于一些国企可以享受各种政府优惠，目前还有许多问题掩盖着没有充分暴露。这说明国企仍然面对许多体制问题，需要下决心改革，否则问题还会继续趋于严重，可能拖垮整体经济。

　　上一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改制过程规范程度较差、透明度低，出现了暗箱操作、幕后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等腐败和不公平分配现象。此外当时制度准备不足，社保体系不健全，使相当部分下岗失业人员生活面临困难。这次在解决亏损企业问题的时候，应当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在阳光下改革，提高规范程度，并做好社会保障和促进再就业等工作，避免重复以前出现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现在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重点任务”，想听听你在这些改革方面的看法和建议？

　　王小鲁：目前中国诸多产业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一些“僵尸”企业在各级政府保护下持续亏损而不破产倒闭；有些企业没有还款能力，长期靠借新债还旧债维持生存，债务窟窿越滚越大；这使金融风险不断上升，结构调整无法到位。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纠正政府的不适当干预和过度保护，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该清算的清算，该破产的破产，才能起到去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等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问题。不过需求侧的问题不能再靠沿袭过去的宽松货币政策、不断刺激投资来解决，这样反而会使产能过剩问题更加严重。需要的是改善政府支出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使消费率恢复到合理水平，使消费需求能够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

　　此外，目前中国经济的杠杆率还在持续上升，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风险区间。这是一个时期以来货币政策过度宽松造成的，实际上目前仍过于宽松，去年广义货币增长比GDP增长至少快了7个百分点。在结构扭曲的条件下，不断增加流动性不能起到支持实体企业的作用，反而加剧产能过剩、导致金融泡沫扩大、不良债务不断积累。因此要实现去杠杆，货币政策必须实实在在回到中性和稳健的道路上来。

　　经济观察报：据了解，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方面下一步将会在降低税费负担、社保缴费、电力价格、融资成本、物流成本等方面，出台一些政策性改革措施，这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哪些助益？

　　王小鲁：现在企业负担太重，经营艰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很有必要，会有助于经济复苏。企业的社保缴费相当于工资总额的40%，太高了，我认为至少应降低10个百分点。不足部分可以用国有资产收益来抵补，也可以通过出让部分国有资产来抵补。电力价格问题主要是解决电网垄断问题。其他一些垄断性领域也有类似问题。市场经济的活力在于竞争，垄断导致低效率和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增加消费者和竞争性生产者的负担。

　　总的原则应该是凡能引进市场竞争机制的领域尽可能引进竞争机制。有些天然垄断领域做不到这一点，就需要提高透明度，加强监管，并引进社会监督，还应该通过税收等安排把不合理的垄断利润转变为公共收益。在这些垄断性领域搞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改革，也要合理设计改革的顺序，需要先解决透明度和垄断利润合理分配的问题。否则就可能带来寻租、幕后交易等弊端。

　　上面所说的这些，主要是应对已经发生的问题。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问题，是什么导致了结构失衡、产能严重过剩？需要认真总结反省。这些是中国经济的老问题，与政府的投资饥渴症、软预算约束、GDP主义有直接关系。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需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还需要通过财政体制改革来改善政府支出结构，解决过度储蓄和过度投资问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不到位、消费率过低的问题。

　　国企改革之辩

　　经济观察报：1998年的国企改革采取“抓大放小”的方式，对国有资产进行大规模重组，现在各方面对供给侧改革中的国企改革尤为关注。中央提出了处置“僵尸”企业，也要对国企实施兼并重组，你认为，在接下来对国企中的“僵尸”企业重组中，应该借鉴1998年的哪些经验？有专家提出，对破产国企要尽量少破产清算，应该实行“安乐死”，你对此如何看待？

　　王小鲁：当时的改革经历了一个不断演进和深化的过程，“抓大放小”本身就意味着一些经营不善的中小型国企退出或改制，但当时没有涉及大型国企。后来进一步发展为对国企包括一些大型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造。

　　目前即使在竞争性领域，仍然存在许多经营不善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有的已经变成“僵尸”企业。有些地方，对经营不善的非国有企业也有过度保护的情况。这些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将危及整体经济发展。对这些企业，如果能够通过市场化的兼并重组使其死而复生，当然是一个损失和震荡较小的选择，但它们并非都具备这种条件，破产清算仍然是必要的。该破不破，常常意味着继续对这些企业提供保护，继续掩盖矛盾，将来损失更大。

　　经济观察报：煤炭、钢铁、石油、化工等过剩行业中就业人员数量很大，而这些行业也是地方国企扎堆的地方。你预计在这轮国企改革中，地方国企的改革阻力是否会很大？

　　王小鲁：在市场经济中，一家企业一旦无法在市场上生存，就必须关门或被兼并。就业者也只能重新寻找就业机会。这是无法避免的，都靠政府养起来是不现实的。好在现在的国企职工基本上都已被基本社保体系覆盖，收入可能下降，但不至于面临生存问题。

　　回顾上世纪90年代的经验，大量失业人员要靠民营经济来吸收，政府应当做好职业介绍、转岗技能培训、失业保障发放、困难救助等工作，尽量减少冲击。在那些国企比重很大、民营经济欠发展的地区，就业机会更少，困难更多。政府应当尽可能改善市场环境，简化行政管理，鼓励创业创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经济观察报：1998年的国企改革，曾提出要建立以股份制改造为目标的现代企业制度，实际上，在很多人看来，这方面的改革直到现在仍然进展缓慢。

　　王小鲁：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初步尝试，1992年全国已批准了几千家股份制试点企业。1997年“十五大”正式为股份制正名，1998年加速了股份制改革。但这一改革一直都有阻力，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坚持认为只有国企才是社会主义的，是方向，股份制代表了资本主义；有人则认为国企即使进行股份制改革，也必须保持国有控股。

　　这些看法与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背道而驰，也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驰。要推进改革，就必须抛弃这些过时的意识形态和思维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