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路内：也许我身上有种庸俗的悲悯心(组图)

《慈悲》

　　写小说，是“宅男”路内最大的热情。这个勤奋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全部的生活，可以说只是写小说以及和别人讨论小说。从2006年创作《少年巴比伦》到《慈悲》，九年间路内写出六部长篇小说。

　　他心里很清楚，自己本可以沿着这条轨迹继续做一个畅销书作家，但这些成绩已经无法带来乐趣，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对于路内，如何用小说体现对世界的价值判断，成为接下来的创作难题。

　　“会讲故事不是小说家的核心能力”

　　新京报：有些人说路内是讲故事的高手，从“追随三部曲”到《慈悲》，一共六个长篇了，每个长篇小说的故事都很好看，那么你的小说观究竟是怎样的？

　　路内：我对小说的观念最近在发生巨大的转变。我现在不能满足于讲故事了，一个作家不能总是用自己擅长的方式写作。

　　新京报：就是说必须为难自己。

　　路内：我原先也不知道自己讲故事能力怎么样，但这是一种磨炼出来的东西，因为讲故事是有套路的。你去拆海明威或者欧·亨利的小说，会发现他们有各自的讲故事套路。中国作家里，马原和苏童都是讲故事的高手，我真的都拆过他们的小说。

　　新京报：“拆小说”是怎么个拆法？

　　路内：就是分解出一个故事是怎么递进的，在第几百个字的位置上出现转变？这就跟电影拉片子一样——在第三分钟的时候已经出现一个高潮了，然后第五分钟平铺，第十分钟又出现，这就是对小说的拆解。这接近于讲故事的技术层面，是有通用性的，比如说在小说、电影、话剧中间，甚至在一个相声中间都包含着讲故事的方法，不属于小说专用，饭局上都有人讲故事讲得好。结果呢，会发现讲故事其实是一个挺业余的能力，不是一个写小说的人的核心能力。

　　新京报：核心能力是什么？

　　路内：就是你的文学观是不是够深刻。

　　新京报：小说承载这些东西会变得深刻，但也变得很沉重。

　　路内：如果我讲了一个好故事，用来体现作者是个权贵，那不是傻瓜吗？这已经不是前现代的世界了，我们不是在荷马的时代，也不是在中国古代的话本时代。

　　“很多作家也有庸俗悲悯心”

　　新京报：你这次写的《慈悲》，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当代中国作家在现实主义方面的写作量是很大的，你如何看待中国这方面的写作状况？

　　路内：如果不谈现实主义是什么，而只谈这类题材的写法，我觉得在中国文学史过程中，其实已经被太多人写过了，但是你会发现，其中鲁迅的《阿Q正传》，虽只有两万多字，却是最强硬的。

　　新京报：为什么用“强硬”这个词？

　　路内：因为这个文本这么多年都没被淹没，鲁迅的表达是如此强硬。你知道，虚构作品有的时候会显得软弱，而非虚构作品的文本属性是坚硬的，但是《阿Q正传》的坚硬程度超过了中国几乎所有的非虚构文本和虚构文本，这是它的恒久性。另外，站在现在的角度，《阿Q正传》仍充满了感染力，你绝对不会怀疑鲁迅。所以说，一个作品的坚硬程度不取决于文字量，《阿Q正传》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小说，但是文字量和体量还是不同的。

　　新京报：那么你觉得《阿Q正传》强硬的本质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变得软弱？

　　路内：我觉得这和中国所处的环境有关系——在阿Q那个时代，会认为只要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就进入了一个现代时期。但在中国一百年的历史中，这个事情非常难讲清楚：一百年前的人难道如此天真吗？你会发现他们好像是很天真。但是这种天真，在这个一百年里，始终在每一代人身上都存在着——这个天真甚至可以用愚蠢来代替。

　　新京报：这种“天真”是否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都有不同的含义？

　　路内：这么说吧，鲁迅始终在描写这样一个环境——阿Q是一个像垃圾一样死掉的人，他的革命性非常少，传到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人的革命性依然很少。现在中国人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的进入了一个现代世界？还是有一部分仍然留在阿Q的那个时代？回到现实主义题材，我觉得这一百年的两头如果对应，会发现这一类型的文本始终没有人能超过鲁迅。他构造的这种悲观绝望的东西不是中国独有的，是一种世界性的悲剧的东西，阿Q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文学形象。如果让我概括的话，就是一个真正卑微、猥琐的人，以及作家在这个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极其寒冷的状态。

　　新京报：就是说一种属于作家的极度冷酷。你觉得自己是冷酷的写作者吗？还是说你并没有那么强硬？很多人都说路内是有悲悯心的作家。

　　路内：“悲悯心”是特别容易被误读的词，如果我有的话，也许我身上有两种悲悯心：一种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良善心，还有一种叫做庸俗的悲悯心。后者就是说人难免会被各种心灵鸡汤打动。人类的心理是容易显露“庸俗的伤感”的，这种伤感几乎和有价值的“诗意的伤感”，仅仅隔着一条缝的距离。

　　新京报：“这条缝”怎么把握？后者可能是艺术家或者作家所拥有的？

　　路内：不见得，我觉得很多作家也有庸俗悲悯心，千万不要相信作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受教育水平和教育体系。如果一个人始终站在世俗角度看问题，难免会产生庸俗。但是在后现代体系建立过程中，像是弗洛伊德、拉康、马克思和鲁迅这些人建立的是一个相对坚硬的世界观，他们身上既有冷酷的一面，又有热情的一面，他们似乎是对这个世界既绝望，又充满了希望，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是打破庸俗的先驱，大量作家其实是后来慢慢认识到这些的。

　　“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作家”

　　新京报：我听出你很想努力打破庸俗，回到文学观上，你试图用小说表现怎样的意识形态呢？

　　路内：我慢慢会觉得讲故事这件事不重要，我要把一个小说写到我所认为的至少是现代小说的位置上去。我觉得这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有这样一个内心的推动力。我不会把自己放在过去，不管是现代文学意义上，还是当代文学意义上，我不是一个传统型的作家。

　　新京报：那你要把你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文学坐标上？

　　路内：我希望把自己放在一个当代作家的位置上，一个具有现代性的作家，能够深刻理解当下，同时在写作技巧上能够有所突破。如果一个小说追求的是让普通读者觉得好看的话，那么这个小说很有可能是简化的，世界观也是简化的，人物可能是扁平的，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是世俗的，那么如果你往这个方向靠拢的话，最后会导致在所有的问题上都降了一格。我的野心是成为一个具有世界水准的汉语作家。

　　新京报：你觉得怎样叫做“世界水准”呢？

　　路内：要经得起翻译，经过翻译的文本拿出去，有一个底线——不要让外国人嘲笑你，不要被顾彬这样的人嘲笑。如果我不想达到世界水准，就本应该去做一个擅长于讲故事的、具有文学色彩的畅销书作家，我卖过10万本书，曾让大众叫好，说路内真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啊！但是这些事情一点乐趣都没有。

　　新京报：曾经有乐趣吗？

　　路内：曾经有乐趣，写“追随三部曲”时觉得靠讲故事把人吸引来是蛮有意思的，但现在也没有乐趣了。现在呢，我并不想让自己变得像一个穿着燕尾服站在舞台中间，假模假样的魔术师，做一些虚假的东西。

　　“悲悯心”是特别容易被误读的词，如果我有的话，也许我身上有两种悲悯心：一种是我们所谓的正常的良善心，还有一种叫做庸俗的悲悯心。后者就是说人难免会被各种心灵鸡汤打动。

　　采写/新京报记者 柏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