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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 梅新育
当前全球初级产品市场的深度熊市仍将延续相当一段时间，甚至可能重演世界经济史上初级产品市场10年左右牛市与10-15年熊市交错出现的常规。初级产品行情的周期性变动不仅直接影响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的宏观经济景气，还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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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持续时间较长的初级产品牛市将显著提升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的国民收入、综合国力及其国际政治影响。如果这个国家没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那么，其收入和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就格外显著，因为是从非常低甚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上升。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海湾石油输出国，其国民收入和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在1950年代世界经济全面步入“石油时代”后开始上升，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更是陡然暴涨。最近一轮初级产品牛市从2002年启动之后，我们也看到了蒙古、澳大利亚以及拉美、非洲产油国的收入和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的类似变动。然而，在不可避免且通常比牛市更长的初级产品熊市到来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相反方向的变化。
无论是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还是制造业大国中的初级产品产地，倘若对这一点没有充分认识，不做及时调整，必定会在市场、收入等方面付出更大代价。在国际政治领域，初级产品出口大国倘若在牛市期间制定了过于雄心勃勃的外交战略，承担了过多的国际义务，在熊市全面来临之后，要么及时收缩对外目标以与自己的实力相称，要么是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希望或是被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绑架而难以及时抽身，最后仍然不得不收缩退出，还额外多损失许多资源。
沙特是收入和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随初级产品行情起伏的典型国家。这个沙漠国家本来基本上没有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可言，在中东，它与土耳其、埃及不可同日而语，即使与伊拉克、约旦相比也差距明显，经济财政十分拮据，是世界经济进入“石油时代”改变了它的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力，使其跃居中东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外交大国。
1939年5月，沙特出口第一船原油，石油工业全面起步，当年沙特政府财政收入700万美元。1950年，哈萨-西顿输油管道竣工，开始实施石油收入对半分成制，沙特石油产地使用费收入从6000万美元上升至9000万美元。到1956年，沙特年均石油收入已逾2.5亿美元。1975年之前几年，沙特每年石油收入已经上升至200多亿美元。1981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达到1190亿美元。1982年，人均收入1.6万美元，超过同年美国人均收入；海外投资与存款为1616亿美元，一度号称“超级金融大国”。（参见王铁铮、林松业的《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
伊朗里亚尔和沙特里亚尔在1978年7月至1980年12月之间取代了特别提款权定值货币篮子中丹麦克朗和南非兰特的地位。以持续猛增的石油收入为基础，以1962年5月发起组建世界穆斯林联盟为标志，沙特开始全面推行泛伊斯兰主义外交政策，被称作“里亚尔外交”。
沙特的“里亚尔外交”随初级产品行情而收张。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石油牛市持续、石油收入连年暴涨的基础上，沙特的“里亚尔外交”总体上呈攻势：诱使埃及放弃了一度极为敌视沙特的政策，内政外交转向更加亲西方、亲沙特、亲宗教的方向；诱使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尼等国为得到沙特援助款而相继承诺将伊斯兰教法纳入本国司法体系；……到1980年代中期油价崩盘、石油市场步入熊市并延续近17年之时，沙特的“里亚尔外交”不得不大幅度收缩。在本世纪初的“超级商品周期”中，油价创造了150美元的历史纪录，沙特的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再度大幅度扩张。而该国财政、经济、内政、外交目前遇到的麻烦，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在牛市期间制定的对外目标过高，且未能及时调整收缩。
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的经济政治影响力和西半球地缘政治波动与此相似。1998年第一次当选总统之前，乌戈·查韦斯就大力推崇委内瑞拉作为石油出口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影响力：“石油是地缘政治武器！委内瑞拉的当政者极为愚蠢！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石油出口国掌握的巨大威力！”他上台时，适逢漫长的初级产品熊市已入尾声，石油供求关系开始逐渐向有利于卖方的方向倾斜，成就了查韦斯将其上述理念付诸国际经济政治实践。不仅委内瑞拉，几乎整个拉丁美洲都在这一轮牛市中全面“向左转”，依靠初级产品牛市带来的暴涨的收入，他们对内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以推动收入再分配，对外则接二连三触碰美国逆鳞。2005年8月22日，极端保守的美国福音派牧师帕特·罗伯特在电视节目上公然呼吁刺杀查韦斯，以保证委内瑞拉对美石油输送不中断，声称此举“比打一场战争便宜许多”，引发一场外交风波。（参见尼古拉斯·科兹洛夫《乌戈·查韦斯：石油、政治以及对美国的挑战》）
放眼整个世界，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失去的十年”乃至“失去的二十年”之后，正是乘着初级产品牛市的顺风，南亚、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得以在新世纪初取得优秀的经济增长业绩。时任巴西总统卢拉才有底气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指责“蓝眼睛白人”制造危机。不少人热烈讨论起西方经济政治霸权是否会在近期被新兴国家取而代之。以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2011年5月25日下午在英国国会演讲时也认真地谈论了这个问题。
然而，由于执政者热衷于通过分光吃尽式的社会保障和福利政策吸引、巩固底层民众“票仓”，却没有下功夫提高民众的知识、技能和组织，没有充实基础设施，他们浪费了21世纪头10年的初级产品牛市。在当前的初级产品熊市中，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社会不可避免地遭遇大幅度波折，内政外交相应发生程度不等的逆转，从拉美到非洲、西亚北非，概莫能外。2015年，从阿根廷总统选举、委内瑞拉议会选举到巴西总统罗塞夫遭遇弹劾冲击，拉美政治“向右转”进程已经启动，今年和未来几年，我们将目睹这一进程深化。
那些与重要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集团关系紧密的国家也会受到大体同步的影响。在初级产品牛市期间，这类国家能够从关系紧密的重要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处得到廉价的石油等重要初级产品供应，从而抑制其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赢得相对于拿不到这种廉价供应的重要初级产品进口国的优势，并获得大笔其它直接间接的财政援助和贸易、投资机会。到了熊市，上述牛市期间的“优势”就会变成劣势，还会更多地暴露在金融危机传染的风险之下。从长期来看，由于“资源诅咒”，不能成功转型的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无论一度何其富裕，最终都无法逃避沦落的命运；别的国家或地区倘若将其经济寄望于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国的援助、支持，甚至主动在经济、政治等方面与其接轨，那就是走上了自我边缘化的歧路，在与地区对手的竞争中必落下风。
典型如南亚次大陆的印度与巴基斯坦这一对“冤家”。巴基斯坦与海湾石油输出国关系紧密，到了长期为沙特等海合会国家训练军队、派驻成千上万军队提供防卫的地步，也从沙特等国拿到了为数不菲的各类直接间接援助。印度与海合会国家的关系则没有达到这种程度。这样，尽管印巴两国都是石油净进口国，在牛市期间都面临因油价上涨而带来的输入型通货膨胀、财政赤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压力，但巴基斯坦的压力因为海合会国家的廉价石油供给、援助等而有所减弱，其对海合会国家的出口、劳务输出等等也会得到不少机会。印度所得好处则相对逊色许多。但到了当前的熊市期间，印巴两国因为石油进口而承受压力都大幅度减少甚至消除，海合会国家给予巴基斯坦的石油供应已经不具备太多价格优势，给予巴基斯坦援助及经贸机会的能力大幅度削弱。而且，一旦海合会与其它阿拉伯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巴基斯坦还很可能遭受传染与冲击。相比之下，印度从石油熊市中净收益远远大于巴基斯坦，其结果就是南亚次大陆实力对比变化趋势有利于印度而不利于巴基斯坦。
从较长时间跨度上审视，自从印巴分治以来，巴基斯坦人均GDP本来长期高于印度，而且经历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光辉岁月。在号称“发展十年”的1960年代，巴基斯坦经济增长率连续十年超过6%。但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近20年时间里，除个别年份外，巴基斯坦实际GDP增长率就一直低于印度，致使其人均GDP于2005年被印度赶超，两国经济实力差距日益拉大。2000年，印度GDP是巴基斯坦的6.2倍，但人均GDP只相当于巴基斯坦的89%；2005年，印度GDP是巴基斯坦的7.4倍，人均GDP是巴基斯坦的1.07倍；到2014年，印度GDP（20669亿美元）是巴基斯坦（2469亿美元）的8.4倍，人均GDP（1631美元）是巴基斯坦（1334美元）的1.22倍。（参见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2015》）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的通货膨胀率等宏观经济稳定性指标也劣于印度，尽管印度的宏观经济稳定性表现也谈不上好。
作者：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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