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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了。伊斯梅尔·卡达莱。史上阿尔巴尼亚出的知名人士为数寥寥，内有一个位置属于他。粗通世界地理政区之人，一般指认不出阿尔巴尼亚的位置，能指认的，也未必叫得上来除首都地拉那外第二个城市。在卡达莱的书里，你至少能看见“吉诺卡斯特”这个地名，那是他出生的地方，时间，是1936年1月28日。
我找到《巴黎评论》著名的作家访谈系列里卡达莱的一篇。搁在别人，话题一下子就深入到访谈对象的某部作品，或做过的某件事、持有某个观点上去了，轮到卡达莱，他得先普及一番ABC：
“阿尔巴尼亚文学基本上源于口头。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本文学著作出版于16世纪，是圣经译本。当时，它是个天主教国家。自那以后就有作家了。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奠基之父是19世纪作家纳伊姆·弗拉谢利。虽然不像但丁或莎士比亚那么伟大，他仍然是创始人，是标志性人物。他写长篇史诗，也写抒情诗，唤醒阿尔巴尼亚人的民族意识。在他之后是杰尔基·菲许塔。我们可以说，这两个人是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巨人，孩子们在学校里都要读他们的书。之后出现的别的诗人和作家，作品可能更好，但他们不能在民族记忆里占据同样的位置。”
这些常识，到祖国之外的每个地方，他都得播讲一番。
阿尔巴尼亚跟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一样，与人们略更熟悉其文学的其他东欧国家，比如捷克和匈牙利，也都不具可比性。这是个偏种姓化的国家，压抑，落后，直到1913年才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独立出来，后来又依附意大利，成为墨索里尼进击巴尔干的入口。在卡达莱7岁那年，德国人又来了，两年以后尘埃落定，它被转交给苏联。
最早是一位自封的国王（佐古一世）独揽大权，战后，党派和宗族把持着阿国的命运，它一方面抗拒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苏联集团强压下来的斯大林主义，对他的影响也极其有限，充其量，也就是证明该国是苏联集团里的一个“合法成员”。接下去，关于阿尔巴尼亚，所有的新闻就都绕不开它唯一的强人——恩维尔·霍查了。
在一个如此小、如此边缘化的文化和语种里，卡达莱本来是有机会也有理由离开的。卡达莱小说的中译本，尤其是最近半年里出版的《三孔桥》、《金字塔》、《雨鼓》、《耻辱龛》等等都系法语转译，是因为卡达莱同法国的关系密切，他的第一部小说《亡军的将领》，就是通过法译本在法国打响了国际名气。他留在国内，跟一个在外族强权和本国独裁者的连续统治下，好不容易寻觅到自我身份的文化待在一起，坚持写了逾五十年的小说和诗歌，称得上是劳苦功高了。在国内，他被霍查所庇护，又能写出一些明显讽刺时政的小说，此人的精明、识时务、善于自保，同他的才华也是不相上下。
《亡军的将领》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卡达莱，至今犹记当时的震撼。二战结束，一个意大利军官受命前往阿尔巴尼亚，去给死在那里的士兵收尸安葬。收尸可不是简单的打扫战场，清理遗物，亡灵飘荡的土地肯定是不同一般的，被迫接触他们的活人，自己的灵魂也一定会被改变。它是1962年，卡达莱从莫斯科的高尔基学院进修回来后完成的作品，此时霍查已经领着阿尔巴尼亚人走上一条背离苏联的道路。八年之后，小说的法译本轰动法国，卡达莱本人也被请去了巴黎，对于铁幕意识浓重的西方人来说，这样一部具有人性关怀的小说，可以证明在他们眼里一片荒瘠的东欧文化人集团，出现了一个有分量的人物。
读卡达莱的作品，总会想到他在“西方趣味”和“本土主义”之间采取的位置。《亡军的将领》写意大利人的事，以贫瘠弱小的阿尔巴尼亚作背景，让法国人读得拍手叫好，这样一个创作—接受圈的形成，也得靠“因缘际会”。卡达莱最幸运的地方，就是在国内，他的写作只需对霍查负责，而霍查其人，跟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那些拘谨、严厉、乏味的领导人不同，早就对西方芳心暗许，尤其是，霍查跟法国有一段不解之缘，他脸上不仅有红色东欧领导人典型的外表特征——城府，还有一股难以让人忽略的纨绔气质。
即便只是为了跟西方人表个态度，他也要给卡达莱以包容。于是就有了后者1973年的“触线”之作《冬日的伟大孤独》，它以一位东欧独裁者为主角，描写他的志向和挫折：他诚笃、豪爽，胸有抱负，想要率领人民脱离苏联集团，他祈望得到中国的奥援，畅想着让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轨道，同西方世界自由往来。但在现实面前，他一再受挫，许多良好的愿望都结出了恶果。这是一部立场含混的作品，既有美化独裁者人格的一面，又有批评他的一面。卡达莱投石问路，想看看他究竟能得到多大的自由，人们很难说他阿谀奉上，因为他描绘的只是一个领导人理想中的样子。
试探让他付出了代价。虽然霍查本人保持沉默，但以霍查夫人为首的一群斯大林主义老左派，根本不考虑小说中的婉曲之义，直接把此书打为“诋毁领袖”。卡达莱受到了一点完全可以接受的处分——他被逐出首都，流放到阿尔巴尼亚中部地区。后来，他又因为《梦宫》一书遭到一些“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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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达莱部分作品的中译本
站在1991年之后的立场上回看，这些受难都是他的资本，不过，这些代价相对而言都是很轻的，卡达莱一直就是官方和民间两边均认可的人，一大原因在于，除了《冬日的伟大孤独》（出版时因忌讳“孤独”而改为《伟大的冬天》）、《梦宫》、《错宴》这种涉及现实政治的小说外，他把大把精力都放在写历史小说上。卡达莱是历史专业出身，写作技法高妙，他能把极其荒诞的政治现象写得有如发生在另一个国度的寓言，削弱故事的刺激性，让一些保守分子难以抓把柄；而他的历史小说，如《雨鼓》、《三孔桥》、《耻辱龛》、《破碎的四月》，写的多是发生在奥斯曼甚至更早时期的事，其中的自然景观，社会风情，包括人物姓名和习性，却又让今天的人读来感觉熟悉。
在《雨鼓》里，我们看到阿尔巴尼亚是一片多石的崎岖之地，15世纪的一天，奥斯曼土耳其大军浩浩荡荡开来，围攻一座孤零零的阿尔巴尼亚要塞；《三孔桥》，写一条本来只有摆渡船的河，一些神秘人物私自与地主们达成交易，造起一座桥，河边不明内情的居民们仿佛看见了某种宿命正在发生，河神在暴怒，空中风传着土耳其人进犯的消息；《破碎的四月》写19世纪的事，北方高原民间通行的一部“卡努法典”，在数千户山民之间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仇杀游戏；《金字塔》则干脆把时间轴挪到了埃及法老胡夫的年代，他遵从祖训，下令建造金字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像《亡军的将领》里那位意大利军官一样，感觉到亡灵的召唤，分不清自己是死是活。
在高尔基学院，卡达莱接受了苏联官方指导的作家训练，未来的红色作家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格式来打造的，必须写现实，提炼积极的、有益于人民凝聚的东西，从现实通往畅想中的未来，只有唯一一条上升的道路。然而，卡达莱形成的个人风格却可以恰切地称作“梦魇现实主义”，他的小说的主角不论要去完成一件怎样的事，都会预感到自己在未来某一时间点上的命运，它早已被安排好，所有的努力，一切挣扎，都是在往那个时间点逼近。这预感总是突如其来，如同借了一对噩梦的翅膀。
法老胡夫，意大利将军，都觉得自己虽生犹死；《雨鼓》中的奥斯曼军队的指挥官，早早就得到了丧师覆军的预兆；《错宴》写1952—1953年苏联发动的“医生阴谋”，一个阿尔巴尼亚医生被诬陷入狱，他为自己的辩白里已隐含着认命；《破碎的四月》里，一上来就杀了人的乔戈，之后一直在等待一颗杀死他的子弹。
这颗子弹终以一种出乎意料的方式飞出。读到《破碎的四月》的结尾，我被一种强烈的快感所击中。人终于与他的宿命相拥了，而相拥的时刻往往安静而肃穆。在《雨鼓》的故事进入尾声，奥斯曼军队战败退军，将军在中途平静地吞下了毒药，之前一直盼着侵略者一败涂地的读者，此刻也该沉思了。哪个人的生命不是在把一丈白绫扔向自己的神明？不同的只是有的生命没有被书写，有的生命被书写出来，而成为可以传诵的悲剧。
卡达莱落笔有凛冽的朔风，他特别善于写肃杀的氛围，在那些古老或不太古老的时代，人们尚没有萌发自我意识，抬头三尺就是神明在游荡。读他的小说，有时就像读旧约圣经一样，感到马上就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卡达莱描写的景观，如同印象派绘画，都是个人感受的产物，这种感受往往是压抑的：他在自传体小说《石头城纪事》里写他的吉诺卡斯特，那个遍地都是石制古屋的城市，从街道、喷泉到石屋屋顶，都覆盖着有如巨大的鳞片的灰色石板，“很难想象，在这些厚重的硬壳下面能有柔软的生命存活并繁衍后代。”在苏联求学时，他说克里姆林宫有着“蹲伏的砖墙”，他对这景观的感受，尽在不言中。
“老人治国”模式拖垮了东欧诸政权，“老人”不仅指年龄，还指停滞不前的心。恩维尔·霍查，正如卡达莱在《伟大的冬天》里所写的那位独裁者，一腔豪情落了空：苏联被他甩掉，而他所倾心的中国根本不理他，自己倒是热热乎乎地去迎接尼克松来访了。西方人宁认卡达莱，不认阿尔巴尼亚，因为在他们看来，卡达莱应该是东欧的一个绝对异类，应该是独裁者们的眼中钉才对。几次重挫之后，孤独之中的霍查，也变得像当初的斯大林一样，总在疑心有人要阴谋颠覆他；他不停升级对社会的管控，到了末年，霍查同志几乎就是一个小号的勃列日涅夫。
是运，但也是命。卡达莱对霍查肯定有同情，两人的气质长相都格外相似。他所写的领导人，除了《伟大的冬天》这种一目了然的指涉，像《雨鼓》中的奥斯曼将军身上，似乎也能看到霍查的影子，一个处在灰色地带的复杂人物，时而大发淫威，时而敢做敢当，顺利时踌躇满志，遇挫时悲伤得就像一个被反锁在房间里的孩子。对卡达莱来说，意识到命运的人总是能有一些英雄的时刻的，因为他们心中有了恐惧。
《亡军的将领》、《雨鼓》、《破碎的四月》，这些都是卡达莱的杰作，最有史诗气息，“史诗”二字并不可怕，哪个层级的读者都能比较轻松地进入到他所构建的世界里。八十岁的卡达莱，已经得到了分量极重的布克国际文学奖，年轻时一本本写书，老来拿奖拿到手软，也是一个逃不了的宿命。他的另一个宿命，是必须不时地被人问起与霍查说不清的关系。这些人真是不知足啊！卡达莱说，又希望我爆料，又责备我怎么没有去做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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