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对优化结构不遗余力。”近日，贾康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年会上指出。
贾康指出，首先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购买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问题。
其次，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为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对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
“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贾康说，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就是这样：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了本土原始积累过程。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
作者：宋易康来源一财网)
动物系恋人啊 | 钟欣潼体验爱情哲学
南方有乔木 | “科创CP”渐入佳境
魔都风云 | 周冬雨任达华演父女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