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王健：过年的美好也意味着好东西都有期限(组图)

　　“去年在上海过的年，今年要在芬兰过了。正想着要找个好点儿的餐厅跟朋友们一起吃饭聚一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大提琴家王健刚离开中国回到定居地芬兰。临走，母亲执意要在家包一顿饺子。这在王健家里是根深蒂固的过年传统。家人坐在一起，擀出有嚼头的饺子皮，萝卜切碎、拌上炒熟的肉，这样的馅儿包出的饺子口感偏素。“我到现在最爱吃的东西还是饺子。演出前如果要吃点东西，有可能的话，我就希望找人帮忙端碗饺子过来。”他说。

　　过年，对于从青春时代就离开父母前往海外深造，然后习惯了在世界各个城市的音乐厅舞台上演出的人来说，意义已与常人不同，王健尤其如此。“我们家大家庭的概念很淡漠，因为亲戚都不在身边。”1968年出生于西安的王健，三岁时和爸爸搬到上海，而妈妈和其他的亲友们仍远在千里之外。于是，每年过年都是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可以全家团聚。

　　“最开心的时候是母亲刚到的那天。经常是坐火车过来，在路上会买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比如印象最深的是带回来一只烧鸡，在上世纪70年代想吃这些荤食都还非常困难，所以感觉特别好吃。”王健美滋滋地回忆道，“还有些家乡的土菜，等她到上海之后就会带我逛街买东西，反正就有很多东西吃。”

　　那时王健和父亲的家很小，只有七平方米。妈妈来了之后，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桌子上、床上，甚至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但一家人挤在狭小的屋子里，倒是热热闹闹，让人特别开心。“过年等于见到妈妈，等于有很多好吃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在幼小的孩子心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有一次，王健的爸爸从菜场买了一整只鸭回来，请人帮忙做烤鸭。“我从来没见过整只的鸭子，那个味道至今都还记得非常清楚。他后来再也没有找到过类似的味道。”他强调说，那并不是北京烤鸭，更接近广东烤鸭的风格——也可能是南京烤鸭，然而这其实并不重要了。在物资稀缺的年代里，美味的记忆总是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越发强化和夸张。

　　过年不用上学，家里太小又没空地儿给小王健拉开架势练琴，所以不用练琴——在简直如同天堂般的日子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包饺子、放鞭炮、去父亲好朋友家里串门、去动物园、逛街，回忆起来这些时光都好像被镶上了金边。

　　“但过完年以后妈妈就要回去，那段时间，‘她总是要离开’这种感觉可能甚至影响了我的性格。”他说，“后来到了二十多岁，也还是无法接受每次跟妈妈的分别，只要听到‘妈妈要走了’这几个字就会突然崩溃。可能对孩子来说，这些情感埋在心里并不知道，其实却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常常听人说我拉琴时有忧郁的东西，这可能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

　　“我很小就意识到，任何美好的东西都会结束。”王健说，“开始很难接受，但慢慢地学会，在拥有好东西的时候要尽量拥抱它、享受它。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倒没什么不好，你看人生也是如此。任何好的东西都是有期限的，生命也有期限，怎样对待这个问题可能是每个人一生中最大的课题。”

　　过年这样的非常日子，很容易汇聚平时积攒起来的各种情感，而人在情绪的大起大落之中，难免感到沮丧或者虚空。“中国文化对心理平衡不太重视，一切都要忍在心里。但其实每个人都有些让你在情感上翻船的地方，认识到这些关键地方是很重要的。”他说。

　　大概是十年前上海的春节，已经成为“国际著名大提琴家”的王健和朋友们在高档餐厅吃饭、喝了好多上好的红酒，凌晨两三点，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两个年轻女孩，推着三轮车，发出奇怪的声音——仔细看才意识到她们是聋哑人，推车出来收集满街的炮仗纸屑当回收垃圾。因为开心，所以发出了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声音。

　　这个场景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两个孩子弱弱的，在别人喝酒玩乐的时候却因为能捡到这么多炮仗纸屑而感到极大的开心。我当时突然意识到，那些对物质生活的奢华追求都是瞎扯淡——这件事只要是在我特别高兴的时候就总会想到。”他说：“其实命运对我们很多人已经非常恩惠了，在新年当中只要有最根本的东西就足够，自己和亲人的身体健康、开心，除此之外其他太多东西根本没有必要。”他说起过年时的终极价值，“西方人跟中国人的想法都是一样，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感恩，对将来一年的美好期待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