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供给侧改革的重点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和制度改革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中央最高决策层明确给出了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方针，我们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作为几年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在新供给研究方向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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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银行

　　我们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上的新思维。需求和供给是经济中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政府调控职责在于实现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动态平衡。过去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是总量型的需求管理，以抽紧或放松银根对总需求刺激或抑制，实施反周期操作；被人们长期忽视的是供给管理，它的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定向调控的结构性特征非常明显，理性掌控的难度也比需求管理大得多。

　　如果做个简要分析，首先可以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人的需求是原生动力，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却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社会从依靠分工与合作的采集、狩猎来满足生存需要的原始状态，一路走过以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为标志的文明提升过程，其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供给侧以美国苹果产品为代表的产出创新，可以在中国引出释放消费需求的购买热潮；出于对国内供给品鱼龙混杂、质量无法保证的预期，中国游客会到日本大量出手购买"马桶盖"。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消费、投资、进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我们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在真实世界并非以完全竞争自动解决全部结构优化问题的情况下，政府便不得不处理引导结构优化的"政策供给"和激发潜力释放的"制度供给"这样的复杂问题。

　　其次，我们认为，从经济调控实践经验说，政府如何合理实施供给侧管理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当局以区别对待、把握重点的措施，先后给花旗、两房、通用注资，成为引导复苏过程的决定性转折点，中国近年也一再努力以"定向宽松"实行货币政策的结构化运用，财政政策更是对优化结构不遗余力。

　　第三，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

　　所以，我们认为，中央正是在深刻总结中外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完成经济社会现代化转轨升级的问题导向下，形成了关于着力推进供给侧改革的明确要求。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美国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我们认为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来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十八大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中国，新常态"新"已明朗、"常"未实现，面对矛盾凸显的挑战和中等收入陷阱前车之鉴的潜在威胁，必须打造新的动力体系。

　　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和制度这五项。各国经验都表明，前三项在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前的过程中，比较容易表现出它的支撑力和对发展的贡献，但其后却要转向衰减。中国就是这样：低廉劳动力比较优势支持我们一路走来成为"世界工厂"；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中"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形成物质利益驱动的生机勃勃的超常规发展；引进外资带来技术和管理经验，引出本土原始积累过程并发展到民间资本十分雄厚的今天。

　　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这几年，新的问题却是民工荒、用工贵、招工难，征地、拆迁、补偿成本急剧抬高且频频引发矛盾冲突；常规投资普遍出现"边际收益递减"。为引领新常态，我们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正能量来源。

　　问题导向下，亟须在改革中解除供给抑制、放松供给约束，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优化劳动力供给，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深化金融改革使间接、直接融资产品多样化而服务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设计实施教育、科技改革，破解"钱学森之问"，依科学研究的规律释放科研创新的潜力，配套地实质性推进改革减轻企业综合成本，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主要依靠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淘汰落后产能等等。

　　虽然新阶段供给侧发力的攻坚克难任务艰巨，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迎难而上、敢涉险滩、啃硬骨头。做好供给侧结构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去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姚余栋（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

　　世界最大的风险不在中国

　　我们做了一个全球预测，包括中国。我们构建了一个全球流动性指标，四大主要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负债方折算SDR，全球流动性可能呈现六七十年一次的上升和下降。

　　全球流动性走入了平台期，央行购债进入了平台期，导致了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大宗商品会长期低迷，会比预想低，比IMF预测的低。主要是全球流动性不足导致大宗商品暴跌。大宗商品暴跌对全球有什么影响？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首先是资源型国家，中东、沙特阿拉伯增长率不到1%。沙特阿拉伯经济增长非常低迷，还有俄罗斯。第二是指欧盟国家，也就是1%左右，甚至还到不了1%。第三是中国，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在下降，但逐渐有回升。还有是美国，这次美联储会议后觉得顶多两次加息了，全球经济不行它也加不了。

　　这些都是连在一起的，全球经济不能光看美国，也不能光看中国，还要看资源型国家，还要看欧洲和日本。回到现在的日本和欧盟，我们觉得它们已经进入均衡了，高杠杆情况下它就是负利率，这是正常的。因为还不起，所以债主就不再要正利率了，负利率就是一种赖账方式。我们看到危机以来欧元区和日本没有成功地去杠杆。当QE大法用尽的时候，它再也没机会去杠杆了，只能是负利率，维持欧元和日元的相对疲弱。

　　由此说来，全球金融危机前是4%的增长速度，以后就是2%的增速，进入低增长阶段，资源富足国家以前花费很多，以后不行了，地缘政治风险也会增大。

　　现在关键是美国，预计美国今年加息两次。大家看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在减少，谁买的呢？一定是私营部门在买美元资产。所以，我觉得美国经济现在没有预想得那么强，但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我们认为一定要关注美国就业市场，它现在的核心是就业市场，油价跌到27美元/桶了，很难再跌，所以这样一个传导，经过一年左右基本就传导到位了。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PCE）到2是个漫长的过程，关键是它的失业率还在降低，有可能会降到4.5%。如果降到4.5%的话，在油价触底的情况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能不能出现工资上涨？这是核心。目前搞不太清楚，这比较复杂，如果出现工资上涨的话，会促使美联储进一步加息。

　　世界最大的风险不是在中国，而是在资源密集型国家，那些曾经富足的国家。

　　回到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只是2%，世界贸易会受到重大打击，这是长期现象。在这种经济减速下，我认为中国就要加紧供给侧改革。资源富足型国家都处于非常大的风险边缘。

　　任泽平（国泰君安(17.160, -0.53, -3.00%)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

　　我们面临的挑战

　　未来中国经济3~5年是L型的。未来3~5年不要谈经济复苏的事情，因为中国还没有经历一轮完全的去产能和去杠杆，我们还不具备再出发的能力。

　　对这个L型我想补充几个新的意见：

　　第一，我们说的L型是真实的经济运行情况。我们看到官方公布的数据，最近这两年和微观数据出现了明显背离，而且这个裂口不断张开。我可以给大家报几个关键性数据，从2014年一季度开始，由于房地产业的冲击，经济出现了第二轮下滑，GDP增速从2014年一季度到现在（2015年四季度），同比分别为7.4%、7.5%、7.3%、7.3%、7%、7%、6.9%、6.8%。，什么概念？数据已经不波动了。再来看一个微观的数据，房地产投资从2014年初19.3%的增速一口气跌到2015年12月份的负增长，跌了20个点，房地产投资占整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1/4，再加上房地产所支撑的制造业投资、基建投资等相关投资，占整个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半，房地产投资跌到了20个点，我们的GDP增速还不波动。另外出口在2014年全年有6%的增长，2015年是负的2.8%。发电量、货运量全部从正增长降到负增长。

　　第二，这个L型是一个弱平衡，能否L住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增速换挡期有三种前景，第一种前景就是平滑过渡的L型，它的背后逻辑是边破边立。第二种前景就像日本和韩国，深蹲起跳，危机倒逼蹲了下去，但是出现了改革，也迈过去了，这个是先破后立；最差的就像拉美和部分东南亚国家，蹲下去起不来，原因是破而不立。

　　第三，未来展现在中国面前的是一场改革与风险的赛跑。我们从广泛微观的调查中深刻感受到，中国的一些资金推动甚至叫庞氏融资还在滚动，还远远没有结束。历史留给我们的时间窗口不多了。

　　第四，在经济L型的背景下经济结构内部将会发生剧变，中国未来不能再依靠钢铁、煤炭、房地产，那么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就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而这一切的一切都有赖于改革，我们要把旧的破掉，把新的立好。

　　第五，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究竟有多大？我给大家讲一个概念，原来我在国研中心服务时，我们研究增长阶段转换、后来被新一届中央领导层采纳的中速换挡，这件事情成功的概率有多大、怎么才能成功？世界上一百多个经济体展开了姿态各异的追赶，真正跻身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只有12个，成功的概率是10%。这里还要刨掉沙特那种资源型经济体，再刨掉一些城市经济体只有几百万人口、不可比的。真正靠工业化和城镇化完成追赶的，只有四个——德日韩及中国台湾。而且二次大战以后德国和日本远远谈不上追赶，它们那叫重建。真正从零开始、完成追赶任务的，其实就是韩国和中国台湾。

　　我要讲我们具备的条件，这12个经济体制度、文化发展的基础都跟我们很接近，比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当然也有不同，有三个不同：

　　第一，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台湾在上世纪80年代、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速换挡的时候，他们都处在一个大的全球经济向上的周期。现在我们则处在一个全球去杠杆的周期中。

　　第二，这些经济体的微观基础都是民营经济为主，很遗憾，我们还有庞大的国企的包袱，微观基础是不一样的。

　　第三，这些中速换挡成功的经济体当时的收入差距很小，无论是韩国还是日本。但中国的收入差距可能走得有点儿远，这对我们的直接影响是什么？中国未来要转变成一个消费和服务业增长的社会，它最好的收入形态是橄榄形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最后，2016年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市场而言，最大的主题就是供给侧改革，最大的希望也是供给侧改革。虽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终将是光明的。

　　黄剑辉（民生银行(8.430, -0.03, -0.35%)研究院院长）：

　　中国新35年分为三个阶段

　　基于中国国情，我们把中国2014~2049年这样一个新的35年（从1978到2013年也是整整35年）放在一个框架中研究。纵向是中国的历史回顾，横向是大国崛起兴衰的规律，把中国未来的35年分成三个阶段、用三句话描述：2014~2020年是乘改革东风扬帆启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21~2030年是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31~2049年是持续强化软硬实力，阔步重返世界之巅。

　　这项研究的基本结论主要有以下几条：

　　首先，从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周期率看，只有成功实施变法、改革才能图存，固步自封会导致国家衰亡。"改革、开放、创新"这六个字是引领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的核心。对外开放关乎国运兴衰。所以，从未来的角度，着眼于"长跑"、保持中高速增长，需要更加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要把生态、民生的改善，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提升，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很核心的一条，就是需要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这是经济发展之根本。政府的作用不仅是提供公共服务，而且要强化市场功能。

　　开放方面，"一带一路"是中国促进和引领全球发展的战略抓手，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强化制造业实业立国的理念，以"新制度供给"应对"新制度革命"，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学习型经济。着眼于未来，中国需要持续强化软硬实力。

　　量化分析方面，范剑平首席带领的国家信息中心团队和国家统计局盛来运司长带领的团队是背对背做的，在此也简单汇报几个结论。2013年，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6%。预计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接近门槛，并不是跨越门槛。所以，我们的建议是2021~2030年还需要15年时间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年只相当于美国的23%，预计按市场规律2025年中国的总量能超越美国。到2049年，中国的人均GDP可以实现邓小平同志说的"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的50%，达到意大利、韩国2049年时的水平。

　　徐诺金（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

　　供给侧、需求侧要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分析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就，为什么产生这么快的增长，产生这么大的成功？说到底就是因为我们前面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从1978年开始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对过去一切不利于解放生产力、抑制发展生产力的要素进行全面改革，所以，我把它叫整体性改革或全面性改革。现在叫结构性改革。

　　我对结构性改革的思考有以下十点供大家参考：

　　1.说到底供给侧改革还是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还是要重视速度，要发展生产力，落到现实中是什么？就是重视GDP，还要把GDP做大。

　　2.如何发展，五大理念非常重要。

　　3.结构性问题，去产能、去库存、去供给，去什么供给？值得关注。

　　4.强调投资。

　　5.中国优势。中国人口红利并未完全消失，只是有所减弱。

　　6.制度红利还有空间，还可以为我们创造10~15年的发展期。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口还有10~15年的工作期，我们还有红利，还在高储蓄，这就是我们发展的空间。改革的核心要义还是市场，还是要发挥市场在去产能、去库存、降供给中的作用。

　　7.政府的改革。简单理解去产能去供给的话，很有可能不是改革政府，反过来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用会更大，政府的自我改革最终是政府的自我强化。

　　8.供给的改革，对外开放问题。我们还是要引进外资，还是要以我为主、引进来为主。

　　9.公平正义。我们所有的改革现在来讲到了强化公平正义的阶段。

　　10.我们现在如何入手？第一，我觉得围绕农民工转型问题可以产生很大的供给空间和需求空间。第二，是我们的农业，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供水、供电、供气。第三，就是养老产业。

　　管清友（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

　　2016年是供给侧改革的元年

　　首先，2016年我认为是挑战大于机遇的一年，是供给侧改革的元年，是落地、执行、实施的一年，也是不破不立的一年，风险释放的一年，资产剧烈波动的一年。

　　从不破不立的国际经验来看，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两三年里主动推动结构改革，公司破产，股票下跌一半，汇率贬值一半，债券收益率上升速度非常快。中国也很可能迎来韩国的这种情况。从风险释放的角度，黑色产业，与黑色产业相关的金融产品，特别是债券面临极大风险。再下一个是与创业创新产业相关的很多所谓庞氏融资，这个风险早晚得释放。再加上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正着力推动相关改革，注册制改革对于资本市场改革意义重大，但也必须承认注册制会对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在原来发审制度下A股市场价格高估是一个普遍现象。

　　第二，从资产波动这个角度看，无论是国际市场的资产波动，还是国内市场的资产波动，都将十分剧烈。

　　第三，也算是建议，供给侧改革需要兼顾需求管理，更要认真严肃地讨论国家金融体系的现代化问题。

　　第四，要广开言路，发挥智库作用，改善决策机制。

　　沈建光（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2016年中国经济的难点

　　中国经济我总结下来有几大难点：

　　第一个问题是汇率政策。现在的汇率政策最大问题就是全球经济的疲软，我们虽然不好，但看看全球比我们好的国家基本上数不出来。现在人民币最大的难点就是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我们说汇率要跟美元脱钩，说了好几年，但真要脱钩也并不容易。难点是如何管控汇率政策，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风险。

　　现在中国金融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是美元周期的问题，美元走强对我们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从过去几个周期来看，在每次美国的加息周期中，发展中国家必定都会出现衰退。第一次上世纪80年代是拉丁美洲危机，第二次是亚洲金融危机。

　　我认为还是应该稳住，现在一定要控制住汇率预期。这里有一个好消息是，我发现美联储每次加息之后（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七次加息周期中），绝大多数情况下美元都是走弱的。所以，我们自己要稳住，不能自乱阵脚。

　　另外，五大任务包括去杠杆、去产能等，这些对经济都是有负面影响的。同时又要稳增长，这里面的协调怎么做？一方面国企改革既要靠市场化力量提升效率，又要公私治理，又要做强做优，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还有财税改革，又要推进财税改革预算法，又要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注册制要做，但又不能打击股民信心。所以，很多的矛盾需要去解决。

　　最后是制度创新，具体怎么做？又会面临很大的矛盾，包括一行三会的改革等，都各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