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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进城买房“被城市化”的尴尬:有需求却缺收入

来源:一财网

  挪用工钱买房背后的 “被城市化”尴尬

  农民城市化:不应只是进城买间房子

  穷是个相对的概念。一百一百赚,一百一百花,人不会觉得穷。但是,一块一块赚,十万十万花,这种收入能力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巨大差距,就会把人“穷疯”。

  在农村城市化的的浪潮之下,每一位农民都在经历着不同的故事。无论农村支持城市,还是城市反哺农村,农村与城市的关系,落在个体身上,都变成衣食住行与生老病死。

  在鲁中南丘陵地区,各地农村经济差别较大。在丘陵起伏之地,发展大棚果园成为部分地区近几年一项新的尝试。刘五(化名)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他的经历正是时代发展的一个缩影。

  年前,刘五干了件违心的事。去年秋天,他带领村里四个人承包了隔壁村的一个桃树大棚建设工程,约定包工费一万八千元。工期总计一个月,完工后每人能分到三千多块钱。因为无需外出,务工时间灵活,每日可以回家,家中农活也不会耽误,一个月赚到三千多块钱,是个不错的工作机会。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到了年底,大家却没有拿到工钱。前述大棚的主人张义(化名)与刘五是初中同学,虽然毕业之后的三十多年间联系并不多,但是基于同学关系,双方还是彼此更加信任。张义确实没有拖欠工钱,不但提早付了工钱,还多给了几千块。刘五清楚其间原委,但另外四位村民并不知情。

  眼看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鞭炮声已经响起,这过年的钱还没有着落,心里着了急,于是相约找到了张义。张义感到意外,只好如实相告:“钱早就结给刘五了,而且只多不少!”

  四人来找张义的事,刘五知道后,立刻给张义打电话,希望张义帮忙撒个谎,告诉四人,工钱要等到桃子卖了之后再给,现在没钱。虽然是同学,但张义感到十分为难。无奈只好告诉刘五,早已将实情告知四人,无法隐瞒了。

  显然,工钱被刘五挪用了。在众人眼中老实巴交的刘五,为何竟干出这等有失信用的事情?张义很惊讶,但因对其家境略有了解,猜测他定是又被儿子的事情犯难了。

  刘五有二儿一女,都已成人。有儿有女的他,并没有太多机会享受天伦,更多的是无止境的压力。大儿子出生不久就得了小儿麻痹,缺少足够的治疗,如今三十岁依然只能“爬行”,生活不能自理。大女儿在外打工后也嫁给了“打工仔”,自顾不暇。而二儿子,更是压在刘五心头的一座大山。

  张义猜测,工钱就是挪去给了二儿子,以挽回其危在旦夕的婚姻。

  在中国农村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里,先有房再娶妻,几乎是一个共识。不仅女方认为男方应准备好新房再迎娶媳妇,就连男方也认为应当如此。过去是给儿子盖房娶妻,如今则是买房娶妻。

  买房,已经成为一些农村父母的最大恐惧。在过去,勤勤恳恳辛苦一辈子,在村里择一块好地,盖四间瓦房,并不会太难。但是如今,没有姑娘愿意回到农村住瓦房,进城买楼房是必选项。

  于女方而言,买楼房首先是面子,因为大家都买;其次是里子,因为嫁人是决定自己未来命运的最后一搏。于男方而言,娶妻生子是天然选择,倾全家之力就为子女成家立业。成家,甚至重于立业

  刘五就是困在了这里。在儿子娶妻时,因为家境不宽裕,就算借钱也凑不齐首付,只好承诺先结婚后买房,且一定会买。因为辍学早,又不懂技术,儿子如今只是在市里的一间菜市场打工,帮菜摊卖菜,月收入一千多块钱。相较于五千左右的房价,儿子的收入连一家三口的基本生活需要都无法满足。一年又一年,房子还是没有着落,随着孩子越来越大,儿子儿媳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就在承建大棚期间,矛盾激化到顶点。正在大棚钢架上焊接的刘五,无奈一次一次中断工作,进城调解。张义知道刘五有难处,为解人所急,一次一次借钱给他。当然,他知道借出去的钱很难收回来了。几年前他借给刘五的250块钱,至今也没有归还,他早已不想再提。

  腊月二十九,羊年最后一天。张义到了刘五家里,另外四位村民也相约而至。没有太多埋怨,没有过多指责。刘五的为人大家都知道,不是万不得已,绝不会动此歪心思。最后,刘五向大家写好欠条,承诺来年慢慢还清。

  账暂时了结,但刘五的苦日子还远没有完。张义从村里了解到,刘五多年耕耘的桃棚已经抵债给别人,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大儿子和孙子。虽然已经年过五十,满目沧桑的刘五还是决定来年进城务工,慢慢还债。

  二儿子没有回家过年,只有小孙子在家。即使违心动了大伙的工钱,刘五也依然没能帮儿子留住儿媳,只能以离婚收场。

  在刘五和张义生活的鲁中地区,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

  随着手机、电脑普及,新一代农民有着与城市人同样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他们渴望享受现代科技发展的财富,渴望分享文明进步的成果。他们希望穿时髦的衣服,买高档的智能手机,开舒适的车,住现代化的房子,享受方便的生活。他们希望将通过网络了解到的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物质拥有。

  但是,除了通过努力学习进入城市扎根的凤凰男、凤凰女,和勤恳创业步步为营进入城市的少数精英,多数底层的“打工者”,有了“城市化”的消费需求,却没能够形成“城市化”的收入能力。他们的孩子需要上学,他们自己需要衣食住行,仅此已经不堪重负。

  作为新世纪进城的第一批“新市民”,他们如何赡养自己的父母,很可能还会有更大的问题。

  城市反哺农村的财富传导链条正遭遇危机。在传统的过去,农村人外出务工,赚钱后回家盖房,完成娶妻生子这一人生大事,然后步入正轨,踏实劳作,朴实生活。近些年来,通过读书、创业完成城市化的“后农民”一代,通过回报父母、资助亲友,进行着“反哺”农村的过程。

  张义比刘五幸运的一点,就是儿女都是大学毕业,在城市中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略有宽盈的收入。儿女不但不会索取,还会经常对张义做些补助。

  而与刘五类似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儿女进城难以找到高收入的工作,勒紧裤腰带买房之后,住在现代化的楼房中,无事可做。当下,“刘五”们正不得不进行“农村反哺城市”,以种植或养殖的微薄收入,在紧衣缩食后,大幅的补贴儿女的现代化消费需求。

  当赚钱是一块一块赚,花钱是一万一万花时,“穷疯”的父母,只好无限度的压榨自己残存的生命。

  城市化,不应该只是进城买间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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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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