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小县城的“下乡潮”：年轻人纷纷去当“地主”

    春节，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随着春节的结束，许多人又将踏上去往异乡打工的旅程。那么，今年的外出打工者有什么变化？

　　当“80后”、“90后”日益走上社会的舞台中央时，他们中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另一方面，与父辈们拼命离开农村的选择不同的是，一部分青年正在逆向“行驶”，在新农村中寻找梦想。

　　年近70的曾小如（化名）站在一排破旧教室之间的菜地上，望着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山丘，感叹“走了几十年，又回来了”。

　　这里是四川乐山市犍为县某乡村小学旧址，曾小如当年下乡后到这里当老师，直到从这里退休。她一生都在努力让三个儿女摆脱农村，过上城市生活，这事也一直让她感到自豪。

　　上山下乡，当年一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曾小如师范校毕业，从城里来到农村。50年后，农村再次成为开发的沃土。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央提出鼓励家庭农场。在城里工作的儿女租下母亲曾经待了几十年的校舍，开始下他们的“乡”。

　　“下乡”成新风潮

　　于明（化名）是曾小如子女里唯一的儿子，去过沿海找工作，在县里做过生意，后来跟人合伙开过出租车公司。2011年全国猪肉价格暴涨时，四川作为养猪大省，对一定规模的农户有补贴，于明收拾本钱，开始在农村找地方搞养猪场。

　　不过，当时土地难寻，四川大部分地方还没有对农村土地经营权试点改革，体制上没有放开。急中生智的曾小如想到了已荒废多年的校舍，和主管单位很快谈妥了合同，于明便开始了在农村的创业之路。

　　头两年，他利用“养殖户少时养猪，养殖户多时卖饲料”的策略，加上政府的扶持，积累了一些资本。他租下附近约200亩农田，投资百万元，开始发展草莓采摘、攀岩、拓展训练这些城里人玩的东西，并有了相当的规模。

　　很快，于明发现来农村掘金的不止他一个，跟风者蜂拥而至。而随着沿海经济发展放缓，回县城寻找机会的人越来越多。“今年几个以前出去的朋友都回来了。我姐夫以前在深圳一家水泥罐车零件的工厂，去年也回来帮忙，房地产不好了，厂里不景气。”于明说道。

　　去乡下寻找土地的人多了，土地的租赁很快松动，有了第一家就有第二家。农民纷纷把土地租给城里来的年轻人，于明所在的村，两年后已经有四五个养猪、养鸡场。

　　2016年的这个春节，于明第一次没能回县城家里团年，农庄里挤满了城里来的轿车，生意兴隆，采摘草莓和聚餐等，一天能收入上万。

　　然而，请的工人都回乡过年了，前来帮忙的包括当公务员的爱人、开服装店的姐姐以及返乡不久的几个老朋友。全家人大年初三围成一桌草草吃了一顿，算是团了年——当然，这也是差不多30年后，他们再次在农村过大年。

　　土地依然是束缚

　　另一方面，县城的工作并非像返乡大军想象中那样好找。王洪斌（化名）是返乡大军中的一员，曾在广东一家电子设备组装厂过了几年加班加点的日子，去年，厂里宣布倒闭，他回到犍为县，发现竟已人生地不熟，工作的机会也基本饱和，1000多元就可以轻松请到本地的熟练工人，而这个收入是返乡的人难以接受的。

　　于明这样比普通打工仔更懂本地，比本地农民更有见识的人，则很快成为王洪斌这类人的领头人，聚拢了一帮返乡的年轻人，在当地声名鹊起。

　　时间回到50年前，于明的母亲曾小如曾历经辗转来到北京。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打破地域的限制，自由迁徙流动的激情。“带去的馒头，火车翻过秦岭就干成渣了，饿着肚子去了北京，顺道去了好多城市。”

　　她的儿子还没有能感受到她当年的自由，踌躇满志的于明把土地问题看作头等愁事。

　　“土地受到的限制还是很多，土地没集中流转，只能一家一家跟农民谈，价格差别很大，家里稍微有点钱的就谈不下去。”直到现在，于明的家庭农场依然是弯弯曲曲，中间好几块凹进去的地方，用栅栏隔开的，就是租不下来的地。

　　有的签一年，有的签十年，拼凑起来的200亩地，随时可能因为合同到期受到损失。即使是签下来的土地，使用起来也要遭到农民的反对，草莓园中间想修条水泥路，一直没能动工。原来使用那块地的农民说，盖了水泥，十五年后合同到期，我这地还咋种？

　　“如果不是因为周围好多农民是我妈当年教过的学生，找土地还要困难些。”于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