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占斌等著《中国供给侧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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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张占斌说。
中国供给侧改革与西方不同
第一财经日报：现在社会上也有不少声音和观点，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实行需求紧缩，就是要对需求侧管理进行简单的替代;也有人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推行新的“计划经济”，如何看待这两种观点?
张占斌：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即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自中央提出积极推进供给侧改革以来，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认真研讨中央精神，其中大部分是符合中央意图与经济学相关理论的。但是，也出现了一些误读与误解，就像刚提出的两种典型的误解。
我认为，供给侧管理不是对需求侧管理的简单代替，而是有所侧重、相互促进。在我国，需求管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是宏观管理或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目前，我国的需求管理确实有需要改革的方面，如宏观调控政策主要是围绕着鼓励投资，以增加投资需求为中心，这实际是强调增加供给的政策。供给和需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转化，两手都得抓，但主次要分明。
供给侧改革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而不是要搞新计划经济。有一种误解是，认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搞新的“计划经济”。恰恰相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为此，要调整各类扭曲的政策和制度安排，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
日报：谈到供给侧改革，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以及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请问这次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中所谓的“供给经济学”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张占斌：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是基于我国经济自己发展变化的需要，更多地源于中国经济学群体独立研究之成果，更多的是中国共产党在探求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上的不断创新。
供给经济学的真正成名，始于上世纪70年代。其背景是：1929年至1933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进而引发全球经济衰退，这就是广为人知的“大萧条”。为应对衰退，各国先后采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与相关政策主张，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凯恩斯革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凯恩斯主义的负面效果不断积累。由于过度人为扩大需求、刺激增长，到20世纪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出现了严重问题，后世将之总结为“滞胀”，由此，凯恩斯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供给学派和供给经济学于是应运而生。
我们提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提出的观点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供给改革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契合了破解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难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集中体现。
五大关键要素都面临改革
日报：究竟要从哪些方面和领域来准确把握供给侧结构改革?
张占斌：从整体上看，供给侧改革的主战场是要素市场改革。长期而言，要素的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着一国经济增长的效率。目前，我国五大关键要素都面临着制度陈旧、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情况，需要进行深入改革。
一是立即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实施人力资本战略。人是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因素。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老龄化社会的阴影正在逼进。必须尽快、果断调整我国人口政策。
二是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通制度。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是供给管理的极重要内容。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产权框架和流转制度过程中形成兼顾国家、单位、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土地征收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用地范围，规范程序，公开信息;建立对被征地农民的合理、规范、多元的补偿和生活保障、生产引导机制。
三是深化金融改革，全面解除“金融抑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失衡、功能不全，“金融抑制”比较明显，应全面推进金融改革。
四是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是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理念”之首。对于今日之中国，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当务之急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努力实现科技与经济的融合，在高端“买不来的技术”领域靠原始、自主创新艰难前行，在中高端依靠全面开放和“拿来主义”“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与“集成创新”结合，最终建成“创新型国家”。
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完成好去产能、降成本、去库存、补短板和去杠杆五大重点任务，要求在战略上坚持稳中求进，在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这五大重点任务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张占斌：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上要着眼于打好持久战，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致力于打好歼灭战。近期供给侧改革在战略上要坚持稳中求进、把握好节奏和力度，战术上要抓住关键点，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第一，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要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办法，研究制定全面配套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分类有序处置，妥善处理保持社会稳定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依法为实施市场化破产程序创造条件，加快破产清算案件审理。要提出和落实财税支持、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以及专项奖补等政策，资本市场要配合企业兼并重组。要尽可能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要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第三，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要落实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许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就业地落户，使他们形成在就业地买房或长期租房的预期和需求。要明确深化住房制度改革方向，以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为主要出发点，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把公租房扩大到非户籍人口。要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成为租赁市场的房源提供者，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业。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顺应市场规律调整营销策略，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第四，扩大有效供给。要打好脱贫攻坚战，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瞄准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加大资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实干，提高扶贫质量。要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创新金融支持方式，提高企业技术改造投资能力。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要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要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使劳动者更好适应变化了的市场环境。要继续抓好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口粮安全，保障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把资金和政策重点用在保护和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及农产品质量、效益上。
第五，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对信用违约要依法处置。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改进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办法。要加强全方位监管，规范各类融资行为，抓紧开展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坚决遏制非法集资蔓延势头，加强风险监测预警，妥善处理风险案件，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国企是产能过剩“重灾区”
日报：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如何理解“去产能”?
张占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旨是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16年的首要任务是积极稳妥化解过剩产能，其目的就是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通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
首先，应立足于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实际，尽快修订和完善《破产法》，使产能过剩的企业和僵尸企业可以依照法律程序申请破产，从法律层面解决长期积累的债权债务关系、不良资产处置、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各项遗留问题;同时也从法治层面修订地方政府经济绩效考核体系，缓解GDP增长任务压力。
加快完善化解过剩产能的政策法规体系。中央政府应抓紧建立完善化解产能过剩相关的立法工作，从产能利用效率、排放标准、土地、环保、节能等层面，从严制定、修改、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实施逐步由行政干预向依靠法治和经济手段治理转型，建立常态化的化解过剩产能的长效治理机制。在压缩过剩产能的同时，使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法治层面确保产能过剩行业中不再有新的项目投入和新的产能扩建。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从法治层面是遏制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加强化解过剩产能的系统性立法研究，确保化解过剩产能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依法终止相关产业、区域和企业备案且核准的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的新增产能项目，要实施及时曝光，并严厉查处，及时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强化立法标准的约束机制，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要强化用地标准、能耗标准、环保标准约束力，对不达标和违规建设项目，坚决依法取缔。
此外，还要深化配套改革，释放供给端活力。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但也是产能过剩的重灾区。据有关数据显示，仅A股市场就有266家企业依靠政府“输血”为生。国有企业改革迫在眉睫，必须通过国有企业的混和所有制改革，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运行效率，推进国有经济布局战略性调整，引领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等要素升级。对于产能严重过剩、发展潜力有限的传统的国有企业坚决依法退出破产，优化供给端。
日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提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五大政策支柱，提出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这些政策的要点在什么地方?
张占斌：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相互配合的五大政策支柱。
我的理解是，宏观政策要稳，就是要为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实行减税政策，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在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的同时，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保障政府应该承担的支出责任。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为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优化信贷结构，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产业政策要准就是要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加快服务业发展、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等，推动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坚持创新驱动，注重激活存量，着力补齐短板，加快绿色发展，发展实体经济。
微观政策要活就是要完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做好为企业服务工作，在制度上、政策上营造宽松的市场经营和投资环境，鼓励和支持各种所有制企业创新发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产权和合法利益，提高企业投资信心，改善企业市场预期。营造商品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提高有效供给能力，通过创造新供给、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消费需求。
改革政策要实就是要加大力度推动改革落地。要完善落实机制，把握好改革试点，加强统筹协调，调动地方积极性，允许地方进行差别化探索，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抓好改革举措落地工作，使改革不断见到实效，使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最后是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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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发展中国论坛副主席张占斌。摄影/章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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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行政学院。摄影/章轲
作者：章轲来源一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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