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自贸试验区要成为上海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平台。
在3月5日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全团审议上，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杨雄表示，(自贸试验区)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新活力。
杨雄说，将继续立足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并与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紧密结合，增强改革协同，力争年底再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2013年9月挂牌以来，在2年多的改革实践中，上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成果，一些已经在全国复制推广。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简政放权，破除制约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
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了继续大力削减行政审批事项;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开展证照分离试点;全面公布地方政府权力和责任清单;在部分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等内容。
这其中的不少内容，都已经或者正在自贸试验区进行试验。
以“证照分离”为例，2015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上海市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总体方案的批复》，同意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试点，试点期为自批复之日起3年。
借助这项试点，取消或简化了一批许可证的审批事项，提高了一批许可证审批的标准化、透明度，强化了一批许可证的准入管理和风险防控。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研究局局长张湧曾表示，当前在自贸区改革的实践中，市场和企业反映十分强烈的一个问题就是准入门槛仍然较高、准入标准仍然不够透明、准入程序仍然不够方便等，无论是内资，还是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模式进入的外资，都有明确诉求加快推进“证照分离”改革。
对于“证照分离” 试点，虽然这个“动作”看起来不大，但如果能够借此转变行政理念，那将会产生“叠加”效果，大大激发市场活力。
证照分离，已经是上海自贸试验区里推进的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的3.0版。在此之前的2013年自贸试验区设立之初，就推进了1.0版，也就是注册资本认缴制改革，到2015年1月进入2.0版，也就是先照后证，随后都已经全国推广。
正是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制度创新，自贸试验区使得企业和市场获得了更多的活力。
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9月上海自贸区设立至今，上海自贸试验区共新设各类企业3万家，相当于前20年新设企业数的一半，平均注册资本约为5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新设外资企业数占全部新设企业数的比重从最初的6%提高到最近的20%，实际发生纳税记录的新设企业占比达到70%以上;自贸试验区2015年实现境外投资230亿美元，相当于2014年的5倍。
张湧说，这组数字充分说明，市场主体的创新创业活力不断迸发;外资对负面清单为主的管理模式、对自贸区制度创新的认同度持续提升;注册资本迥异的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并存，创业成功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自贸区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桥头堡。
除了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上海自贸试验区内推进的金融、投资、贸易、科创等领域的改革，都大力推进了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
比如金融领域，允许内资企业借外债、允许外债资金意愿结汇，同时推动反洗钱、反逃税、反涉恐融资，又积极完善金融发展环境。
比如，在外资准入改革中，允许负面清单之外，外资以备案方式进入;但是对影响或可能影响国家安全，涉及敏感投资主体、敏感并购对象、敏感行业等的项目，发起可能的安全审查。
张湧说，政府在供给侧可以作为的空间巨大，包括服务供给、政策供给、规划供给、制度供给、法治供给、环境供给等不同层次、多个维度。
也因此，上海自贸试验区下一阶段的重要使命，就是强化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更好的、真正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
在今年2月15日召开一季度上海市政府工作会议上，杨雄也曾表示，深化改革必须继续用足用好自贸试验区平台，结构性改革中遇到制度性障碍，都可以放到自贸试验区大胆闯、大胆试，率先突破。今年是自贸试验区三年建设的最后一年，必须对照要求，抓紧找差距、补不足，形成一整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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