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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 方兴东
这几天，中国高科技领域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中兴事件”。美国商务部以中兴通讯公司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为由，将其列入“实体清单”，采取限制出口措施。这对于产业链高度分散且核心技术高度依赖美国的中国企业来说，无疑是一次近乎致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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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事已经不可避免地对中兴品牌以及中国高科技造成了内伤，其长期影响如何高估都不为过。我们必须在战略高度重视此事，深度研究、积极应对，最终将坏事变成好事。
国内舆论对中兴事件，有义愤填膺，有幸灾乐祸，更多是旁观看热闹。毕竟，此事发生在特别时期，同时期有中国“两会”、朝鲜被制裁、美国总统竞选、中美南海较劲等重大事件发生。各种阴谋论可以找到很多原料。但我认为，看这个事情起码有两个层面：一是就事论事，看中兴如何申诉和论理。这事情不是一时半会能论清楚，即使能论清楚，到时候企业也完蛋了。二是中美之间国与国的博弈，这是根本所在。
中兴事件给我们非同寻常的警示以及反思，是多个层次的：一是企业层面，全球化过程中如何有效防范与化解风险；二是产业层面，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抱团，改变一盘散沙、相互内耗的局面，并打造产业联合体；三是国家层面，国与国之间如何在关键产业中博弈；四是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媒体之间如何联动和协同。
这次中兴是被抓住了把柄。作为一个企业，被美国政府抓住把柄，的确需要反思自己的多方面问题。但是，没有企业是完美的，这是一个防不胜防的事情。再说，这次事情的缘起是2012年，是4年之前的事情，而且现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已经根本性缓解。另外，这次制裁是直接通知政府，作为当事方的中兴是后来才得知。这个事件最好的结果是解决在萌芽之中或者公开宣布之前。一旦公布出来，解决的难度和付出的代价，就高多了。
有专家认为，这类单边制裁并不是源于法院判决，美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迫切性，然后才是合法性。所以，看中兴事件，必须从利益入手，才能洞察真相。国家层面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以及企业层面的商业利益，才是这个事件的根本。美国的出招有些蹊跷，他们究竟想谋求什么利益，而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利益，这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博弈不可能是一事一时的。我们必须明晰用什么利益去博弈，才可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抛开各种阴谋论，我个人认为，最根本的内在驱动是美国的产业利益和国家利益。斯诺登事件之后，全球很多国家开始对美国不信任，对思科、Juniper、IBM等美国企业不信任，转而采购欧洲企业以及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产品，动摇了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尤其是通信行业——的垄断地位，威胁到美国掌控和监控全球通信与信息的基础和能力。这些年，中国高科技全球化风生水起，但目前真正完成全球化、具有全球市场能力的，实际上只有华为、中兴和联想三家而已。目前来说，联想并没有对美国高科技产业形成竞争压力，对其国家战略和政治利益也没有构成威胁。而华为和中兴主攻的通信设备领域，不但是通信产业的基础，而且是构建国家网络空间的基础。目前，华为强大的全球竞争力，已经将当年神话般的思科，从一个在全球市场如入无人之境的公司，硬生生挤压成了一家美国本地公司。目前思科在北美的收入占到整体收入的60%之多，北美之外只剩下40%。这对于美国高科技企业来说，属于低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典型的状况是美国之外的收入要达到或者超过70%。比如苹果，今年在中国区的收入就会超过美国本土市场收入。2011年之后，华为连续遭遇美国政府各种狙击，目前暂时搁置和放弃了美国市场。鉴于华为的实力和管理的规范性，美国政府对华为无处下手。中兴虽然规模比华为小不少，但依然对美国相关企业构成了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难免会遭到美国各种方式的打压。
2013年的斯诺登事件，触发了中国对网络空间安全的战略觉醒，全国上下对网络安全的重视急剧升温。我们的确有许多隐患，需要大补课，但也难免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安全大跃进和泛安全化的情况，造成了外企的担忧。但是，经过2015年一年的缓解，从下半年开始，就从原来的过激慢慢进入放松和放水的新周期。比如银行业，一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自主可控的去IOE运动，到了今年，苹果支付进来了。IBM、思科、惠普等，为了摆脱网络安全审查的阴影，纷纷选择与国企合作。还有，《反恐怖主义法》最终版本中有关数据本地化的条款也消失了。这样的摇摆说明，我们国家在战略、策略更多是事件驱动、应急驱动。
我们再来看产业层面。任何一家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仅仅依靠自身，难以应对各个国家的复杂环境，尤其是政治方面的干扰，是企业自身不可能承受之重。即使强大如华为，在美国市场也只能选择走为上策的无奈之举。而我们看美国企业，他们之间竞争激烈，但在国际市场，尤其是政府公关方面，他们抱团之紧密令人赞叹。以在中国最活跃的美国信息产业机构（USITO）为例，其网站明示自己是一家独立的会员制非营利机构，代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产业界在华美资企业，目的是“致力于提供中国ICT行业的深度洞察和决策方案，以应对该行业面临的诸多复杂挑战，促进中美贸易的发展。致力于为会员公司与中美政府、学术界及其它产业组织构建有效的交流渠道，促进相关政策和法规的完善”。说白了，就是抱团公关和游说政府。一些问题，尤其是政策问题，单个企业无法与政府博弈，但通过抱团，以行业协会名义出面，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中国企业不能在美国形成中国版的USITO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问题，更是一种拷问。当年，华为在美国遭遇各种刁难，中兴采取的主要策略是撇清关系，认为自己和华为是不一样的，希望美国政府区分对待。而这一次，华为对中兴事件肯定也是乐于袖手旁观的。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只有华为、中兴、联想三家站得住脚，如果每个企业单打独斗，甚至彼此拆台和内耗，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中国高科技在美国市场根本形不成真正的产业竞争力。中国产业界在美国形成不了类似USITO的机构，就不可能真正形成对等博弈的能力。中兴事件对于每一个中国企业来说，事实上都有着唇亡齿寒的关系。只要走出国门，任何企业都不可能超越政治、文化和社会等综合因素，没有一个企业最终能够独善其身。
值得反思的还有第三个层面——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年来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在华利益的各种交涉，就知道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何等的根深蒂固。除了政治献金和院外游说之外，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将美国企业的利益视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市场上竞争，靠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和自身的实力。但是，当企业与另一个国家的政府发生冲突的时候，仅仅依靠企业自身和政府博弈，无疑是鸡蛋碰石头。这时候，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的博弈才可能有效解决问题。我们的政府应该把中国企业当做自己的核心利益去保护。只有我们的政府为企业形成系统的、强大的保驾护航能力，中国企业才能不受不公平的欺压和打击，依靠加强竞争力去谋求持久发展。企业与企业之间打架，靠的是规则和竞争力。而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就得跳出就事论事的层次，拼的是利益交换和实力对比。应对中兴事件，最有力量的就是我们的反制能力。目前中国高科技企业在美国市场大概只有数百亿美元的业务，可能还不到苹果一家企业在中国的利益来得大。美国所有高科技企业在中国的利益几十倍于中国企业在美国的利益。我们稍微拿出点反制措施，就可以让他们感觉到得不偿失，就不敢对中国企业轻举妄动。中国网络强国之路，要从这些基本的事情做起。
中兴事件值得反思的还有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美国媒体是相对独立的，但其维护国家和本国企业的意识形态非常统一而且强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尤其是，他们配合默契、行动协调，值得我们好好学习。最近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施压，基本形成了套路：在通过政府和法律渠道进行磋商和沟通的同时，媒体进行大肆渲染。这次中兴事件，美国商务部直接在网站上公布，甚至把中兴前律师反水后交出的内部绝密文件，也一同公布出来，《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媒体纷纷发声，将其制造成为一个媒体事件。通过媒体的舆论施压和证据组合，形成强大的舆论杀伤力，让中兴和中国政府一下子陷入被动局面。
美国政府和企业之间、美国政府和媒体之间非同寻常的默契，形成了事实上的联合体。这种企业、产业、媒体和政府多层面的联手，多管齐下的组合策略，是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博弈能力的根本保障。我们如果没有在战略、战术上形成相应的能力，怎么可能形成对等博弈的基本格局？没有破解之道，未来屡屡陷入被动还会是常态。
全球化时代，我国的高科技不可能封闭式地发展，但是，我们必须在自主可控与核心技术方面有所作为，逐渐摆脱受制于人的严峻局面。除了坚定发展核心技术之外，我们在反禁运、网络安全审查、数据本地化等能够构建反制能力的制度建设方面，尤其要加快节奏。把我们巨大的市场和美国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利益构建成为有效的博弈筹码，能够让中国高科技企业免受不公平的伤害，能够让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能够在美国市场获得对等准入的资格，能够让中国企业在海外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的政府是靠山。
中兴事件看起来是企业的问题，实质上检验的还是我们的企业、产业和国家的博弈能力问题。从任何单一层面看待此事都是片面的，只有从多个层次形成体系化的战略及协调能力，我们才能不让下一次再轻易发生。
目前来说，局势有点柳暗花明，比大多数人预期的要好，说明政府和企业等各方面的努力有成效。值得高兴。但是，暂时搁置制裁依然是悬着一把杀伤力很强的剑。我们必须面对上述问题，痛定思痛，对症下药，改变自己，让目前被美国政治因素的火力压制住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能够仰起头来，顺畅地走出去。固守本土者，生存空间将会越来越少，唯有全球化才是一步活棋。国家的国际博弈能力，如何跟上中国高科技的发展步伐，是一个我们无法再回避的问题。(编辑 欧阳觅剑)
作者：方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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