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税收应从潜规则转向法治

　　导读：3月11日，搜狐财经思想库邀请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李炜光携其新书《大家的财税学》、《权力的边界》，和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张曙光，共同为大家解读税收怎样影响中国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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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曙光：大家下午好！炜光刚才就他两本书做了一个介绍，我觉得内容很丰富。

　　中国现在这个社会确实是一个失衡的社会，一头是国家非常强非常大，另一头，虽然人数很多，但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说是一盘散沙，中间确实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社会的建构。没有一个强大的社会，政府直接对老百姓，从历史上看，老百姓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这个失衡的社会是很大一个问题。

　　咱们说要进步需要社会的发育，解决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确实是财政。才炜光说叫税理学也可，叫税政学也可，创造出中国的一些东西来，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也可以按照中国传统历史的发展，借鉴人家现代的经验来创造一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的。

　　财政的三性，我觉得传统的三性基本可以说是站不住脚，仍然是为传统的、过去的计划经济的国家辩护。实际上这三性在历史上也可能是这样，也是为王朝辩护的。这三性哪一性都存在不了，但是另外几性可能需要考虑。财政的问题从产权、从交易来谈起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说是现代的理念：财政实际上是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一个交易关系，不是过去的交皇粮国税，强制，非缴不可。交皇粮国税你是臣民，向皇上效忠，是那样一种关系。那个关系是强制的，可以说是强制性。我们后来是苏联那一套，也是强制性，那仍然是过去的传统。

　　既然到了现代，把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明确了是交易的关系：我纳税你提供保护，咱们交换，我纳税来换你的公共产品。那么从这个关系里面，我觉得这三性都不存在。强制性不存在，固定性不存在，无偿性也不存在。相反，是交易首先就应该是平等的，我交多少不是你强制的，是咱们商量的结果，讨价还价的结果，你能提供多少保护，我交多少税，我交多少税，你提供多少保护，应该是这样的关系才行。

　　税收多少是最有效的？不见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还有一个合理的东西在里面。太少了公共产品不足，效率性恐怕需要从经济学来考虑。比如说我们纳了这些税，我们的税收很多，现在据说从1994年到2014年政府的税收年平均增长17.6%，而名义GDP才增长14%，包括价格因素在里面。现在的税收拿这个来算，整个政府的收入包括税收占到现在GDP的38%，1/3以上政府得到了。那么提供的服务是多少？这个服务有没有效率？我觉得就需要研究了。财政学界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怎么来概括？确实要打破那些理论。我们现在的财政是这样的状况，仍然是那些理论在这里主导，那些基本的东西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所以才是这个样子。我倒觉得破除财政学原来的三性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传统就是这么下来的，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来讨论。

　　税收有它的规则，要按规则来，要有法理。我们现在六大税种好多法理不健全，需要修法，是这个样子，要有法，但是中国社会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刚才讲到古代的土匪，实际上兵匪一家，官寇同源，历史确实是这个现象，流寇变成坐寇，坐寇跟政府差不多，我坐地收费完了，就提供保护。别的土匪来抢了，我得保护这一块。既然是这样，那么就有一套规则，既然是交易那这个交易以后大家谈成一个规则，怎么来进行交易，我交多少，这确实有一套规则，哪些交哪些不该交，也应该有一套规则。但是中国的现实，从古到今，所有规则以外仍然有一套潜规则。我认为过去的状况不是正式的规则而是潜规则，而且这个潜规则和儒家的那一套讲的非常好的东西也是有关的，光是讲到纸面上仁义道德之类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背后不是这么回事。潜规则这个问题在中国社会横行了几千年，到今天仍然存在。

　　比如，大清会典明确规定，各个地方的驿站（过去不像今天有手机，一按就过去了，过去靠驿站传递信息的，各个地方都有驿站，驿站里面有各种官员，有仓库，大家想一想，驿站的这些草料，驿站的费用），由土地征得的税银里面出，但实际上没有一个地方是由税收里面出的，都是当地的驿城县官让老百姓来交，不光让你交，而且交的有固定时间，等到驿丞来了，还得给驿丞塞钱才能交，各个县都有驿站，那时候靠驿站来传消息，这需要多少钱？

　　中国过去的改朝换代是什么结果？你刚才说是官逼民反，官怎么逼？就是这些潜规则逼的老百姓反。咱们今天潜规则仍然很多。别看那些税收表面上条条规定是多少，到了底下收费的人仍然有很多潜规则在里面，要不给那些收费的贿赂点什么东西？

　　最近理想国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福山的《政治秩序与政治衰退》，600多页的书，这位老兄就讲中国从2000年前就建立了国家，而且建立的是现代国家，中国的国家运行都是按照明确的规则来运行的。中国是那样的吗？传统社会里面主要是靠潜规则，正式的规则在第一任皇帝登基的时候还能实行一下，底下那么多县，骗皇帝还不好骗？现在也是这样，朱镕基那么精明，也被底下骗了。我倒觉得研究这个东西恐怕要制订一套规则，中国的条件之下规则怎么实行，真正能够按照规则办事、法律办事，我看真是一个大事情。这一点我们也得考虑考虑。

　　再讲一个问题，税收也可以看作是政府的一个产权。这个权利和其他人的权利是一样的，你要有这个权利，这个权是你给其他人实行保护产权而得来的。从这一点来说，政府要保护自己的产权，首先要保护老百姓的产权，没有老百姓的产权，政府的产权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什么是第一性的东西，什么是第二性的东西应该弄清楚，弄清楚才可能把问题讲清楚。咱们现在的问题和古代的问题一样，大家知道率土之滨莫非皇土，普天之下莫非皇臣，古代是这样，咱们今天想一想，公有产权是谁的产权？是政府的产权。那么在政府占据了大量的产权之下，还要向老百姓征那么多，大家想一想是个什么事情？这个问题也值得研究。

　　另外讲几个现实问题。刚才炜光提到减税，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税收法定、预算公开，能够实行这一套规则，那是经过几百年斗争得到的。咱们现在要减税是谁要减？老百姓要减。能不能成为一个压力？现在政府提出来要减，怎么减？能不能从主要税种上减？能不能从增值税上减？现在不光是税收高，而且税收的结构也不合理，增值税、流转税这些东西实际上最后还是老百姓负担。征的时候现在是企业大，拿多拿少与个人没关系，所以这个压力形不成。但是增值税这套东西，最后通过价格，各种各样的环节，仍然可以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但是老百姓没有直接感受，所以形不成压力。咱们又是这么散的状况，减税只能是政府发善心。

　　个人所得税尽管在中国占的比例不大，但是这些年增长很快。而且咱们可以看到，和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个税，现在占的纳税的状况可以看出，主要是工薪阶层。人家纳的个人所得税主要是有钱人纳，咱们是工薪阶层纳，占了大概70%多。为什么是这样？咱们财产保护得不够，所以纳税也成问题，而且个人的状况本来不该按个人收入去计扣，应该是家庭平均收入负担来考虑。现在这样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还要一步步去推进。

　　很多事情，咱们的理论本身就有问题。刚才讲到中央地方关系的时候，原来是财权事权相对应，后来到了十七大的时候有一个说法是退了一步，到了楼继伟这儿退了两步，变成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对应，刚才炜光说了，这都是根本性的理论上的东西，弄不清楚，怎么能搞好呢？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地方上财政的责任独立性很小，到现在发债权仍然受到很多限制。

　　现在这么强大的政府，这么多的官员，现在是几十个人养一个官员，咱们的管理居然这么粗糙。管理应该是越来越细，但咱们现在很多事情相当粗放，可以说让人没办法说，这才是问题。如果说咱们要把税收这套东西搞好，不光是征税和纳税，政府的管理效率必须提高，管理必须做细才可能。这个管理不是管制，不是你把人家的权拿过来不让人家干，而是让人家充分干，你怎么能够使得它更井井有条地发展，更蓬勃地发展，这才是关键的。财政的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非常关键的问题，我支持炜光，你们把中国的财政学可以说真正搞出一套新的东西来，能够使得我们财政的改革有所依循，搞出来需要大家接受也得官员去接受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一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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