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国对外投资应从大型国企主导转向民企合作

　　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于22日至25日在海南博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外政要、知名学者和工商界翘楚等领域嘉宾，聚首博鳌小镇，共同探讨亚洲未来发展，传递亚洲开放、活力、思变的“亚洲声音”。

　　24日下午，在“国际产能合作：凝聚全球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分论坛上，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前世行高级副行长林毅夫表示，过去中国在对外的投资跟合作商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主，主要原因是：1.资源短缺国家，对资源的需求很大，对外以资源开发为主；2.中国在工程建设，尤其是铁路工程建设方面的能力，在全世界最强，而与我们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基础设施国家薄弱的。这两种合作，对于资金与规模的要求，只有大型国家企业有能力。

　　将来，民营产能合作很重要。二战后，能够摆脱低等收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很少。他们有一个共性是：抓住了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契机。最明显的例子是二战后，日本抓住美国向纺织等的加工，农业劳动力变为制造业劳动力。60年代后，亚洲四小龙抓住了，80年代后他们的工资上涨了，而中国开始发力。将80%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中国过去30年代的高速发展原因。谁能抓住这一窗口期，谁就能实现20、30年的高速发展。

　　以下是文字实录：

　　主持人：中国过去的境外投资或者是产能合作，国有企业发挥作用很大。但是随着今后的发展，中国的民间企业也在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包括产能合作。特别是很多中小企业，那么从林教授的研究或者是思考的角度来看，如何能够使得中国的民间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中小企业也能够在产能国际合作方面破除一些障碍，使得他们能够发挥更好的作用呢？

　　林毅夫：这是我一个非常关心的问题，发展合作和发展国际产能合作主要的目的的合作共赢，这个合作共赢是建立在各自的优势互补上。就像张部长讲的，过去中国在对外的投资跟合作商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主，过去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主主要的原因中国过去对外的投资和合作，两种类型为主要的目的。一个中国是资源短缺的国家。经济发展这么快，对于资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多。而中国是一个资源短缺的国家。所以很多在外的投资是以开发资源为主。

　　第二，中国这些年的发展要自富先修路，所以中国再工程建设，尤其是铁路、公路、电站的建设，目前的能力应该讲是全世界最强，是最有竞争力的。跟我们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普遍的基础设施是一个最大的瓶颈。因此，中国到海外去，有很多是帮助我们跟他合作的发展中国家，建立他们的基础设施。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是资源丰富，中国到海外投资，去开发资源，这对当地有利，对中国也有利。但是这两种合作，通常资金的规模会非常大，只有大型的国有企业有能力到海外去开发资源，有能力到海外去承包大型的基础设施工程。那这个当然未来还会继续。

　　但我想，还有一种，中国有优势，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讲，更重要，会是您刚刚说问的民营的中小企业的产能合作。我们知道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真正能够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然后摆脱低收入陷阱的经济体数量是寥寥无几。维持稳定快速增长，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甚至到高收入，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他们抓住了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国际转移的窗口期，任何一个低收入国家通常都是劳动力多、劳动量便宜，经济要发展，当然产业要升级，农业现代化，发展制造业，爬制造业的台阶，抓住国际劳动密集型加工转型机遇，最明显的日本在20年代抓住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把经济发展起来了，把农村劳动力变成工业制造业。

　　60年代日本的工资上涨了，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日本、台湾，他抓住机遇，到80年代他们的工资上涨了，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这个时候正好中国改革开放，我们就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发展了这些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的产业。把中国当时80%以上的劳动力是在农村，吸引到城市里面变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政府过去30多年来快速发展很主要的一个原因。

　　现在已经到了像60年代日本，这些加工业随着国内工资的上涨，有一部分无法维系市场两端，经营品牌和维护市场管理，但是加工这一部分要走出去。就像60年代的日本一样，这些加工产业，通常雇佣的工人会非常多，是那么通常呢，它是民营企业，但是呢，从二次大战以后的经营来看谁抓住了这个窗口机遇期，谁就能够取得20年、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从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逐渐变成一个现代化的中等收入，甚至是像中国这样中等偏长的经济体，再过几年变成高收入经济体，这是中国在未来五年或者是十年，一个很重要的国际产能合作的领域。而且呢，谁要是能够抓住这个国际产能合作的机遇。谁就有可能向中国，向亚洲四小龙那样取得经济快速的先进。

　　对于中国现在这些劳动密集型以民营经济加工要进行国际转移，他们当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他们在国内经营非常好，但是要到国外去，当地的语言、法律、基础设施是跟国内不一样。这些劳动密集型以及加工业的劳动，在国际资源的能力是有限。而且国外去的话，通常他们会不是像前面的大型企业，过去有很多政府的支持。目前政府对于他们的支持就相对来说是要少。他们到海外去，大部分的国家基础设施相当差，当地的劳动力的工资可能便宜，但是呢，物流的成本会非常高。电价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跟当地政府其实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中国政府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用行业协会的方式，用我们劳动密集型加工业，通常都是在某一个地方产业集群当地企业家抱团出海，然这些产业一起解决。过去多了，规模大了，那么就容易来解决。所有的这些企业都可以理解这个问题。然后，资金就相当有限制，规模大的话，我们开发银行和工商行，它的业务灵活了，就容易在那边成立公司机构。然后当地政府也可以学学为什么东亚的经济体，他们有办法抓住这个窗口机遇期。

　　我们一般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时候，基础设施一定做不好，一般发展中国家开始的时候引商环境和治理环境肯定不好。东亚上的经验就是可以设立一个工业园，在工业园里面把基础设施管好，工业园经济提取里面可以推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的话，它的物流费用，它的交通运输成本也就能够大力下降，结合当地的工资成本较低，就可以马上形成有竞争力，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中国政府和我们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还可以签订国际保护协定，让这些企业到当地去办公，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过去。

　　过去谈到的更多是大型基础设施。大型基础设施一定要当地的经济要足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谁抓住了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谁就有20年、30年的快速经济的增长。这些基础设施的融资就有回报。这是一个机遇，希望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倡议能够把结构加进去。如果可以加进去的话，60年代要转移制造业的时候，日本整个制造业是970万美元。80年代，亚洲四小龙在开始转移他们行共制造业是230万，我们台湾是130万，香港是100万，当中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是8千万，相信在未来，五年十年以内，至少一半会转移出去。一半的话是四千万，将近五千万了。我了解到现在低收入国家整个制造业雇佣的人就一千万，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遇。如果这个机遇用得好，我们在国际产能合作上所希望的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也就能够实现。我们所讲的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可以实现的。